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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分别发展出务实的历史书写方式，努力追本溯源。
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约翰内斯·施莱登（JohannesSleidan，1506—1556）关于宗教改革的政治史，委托人来自施马尔卡尔登。
施莱登认为四大帝国的最后一个在查理五世治下达到鼎盛，同时路德让宗教更加完善。
作者自己很清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不会喜欢这本书。
法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近臣雅克-奥古斯特·德·图（Jacques-AugustedeThou，1533—1617）为了书写法国宗教战争的历史，仔细核查了每个事件。
这本书为合法性、宽容以及对国家对外扩张的诉求辩护——德·图认为这些因素相互依存。
罗马把这本书列入禁书目录，以此“表彰”
这项工作。
在天主教一方，作为对《马格德堡世纪史》的回应，枢机主教切萨雷·巴罗尼奥（CesareBaronio，1538—1607）于1588年发表了《教会年鉴》，这本史书涵盖了广泛的信息来源，其中不乏一些批评性的记载。
另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是巴勃罗·萨尔皮（PaoloSarpi，1552—1623），他是一位践行禁欲主义的圣母忠仆会修士，但受过良好的教育。
特伦托宗教会议本是受上帝感召的教会长老聚集在一起议事，在他笔下成为接地气的外交官集会。
要写出这样的作品，必须像萨尔皮一样生长在威尼斯，对罗马的一切都有与生俱来的厌恶。
《马格德堡世纪史》记述了几百年间的事，在这种以世纪为单位的时间划分中终于出现了一个世俗化时期。
这一纪年方式也流传开去。
1583年，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尔制定了新的年代计算法，主要是对历史事件的批判性分析，而不是把《圣经》的框架作为出发点。
这位斯卡利杰尔也参与了对以往胡拼乱凑的史书的销毁，比如15世纪末的多明我会修士维泰博的安尼乌斯（AnniusvonViterbo）就这样瞎胡闹，他想证明意大利的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比希腊更先进。
安尼乌斯的论证根本站不住脚，他的依据是，神话中意大利的第一位国王雅努斯就是人类的祖先诺亚。
许多作者的目的一直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民族引到正确的路上。
例如，威尼斯的国家历史学家保罗·帕鲁塔（PaoloParuta，1540—1598）在他的《威尼斯史》中把共和国描述成帝国制的罗马的反面：这个集体中有贵族阶层，内部保持平衡，对外也采取和平政策。
人们经常从起源神话和建国传说中推演出“再创辉煌”
的想法。
巴塔维亚人让尼德兰人获得灵感，“日耳曼人”
被德国人挪用，波兰人重拾萨尔马提亚的概念，而所有人都想从罗马人身上追本溯源。
历史学应该让读者通过例子理解历史，让他们接触人类经验，了解那些负有盛名的事件；其目标可能是要让当下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或者传播古老的法律。
16世纪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认为写书只是为了读者消遣。
但彼特拉克和马基雅维利曾说，史书至少能让读者在闲暇的幸福时光中暂时忘却当下的悲惨。
来自科莫的保罗·吉维奥（PaoloGiovio，1483—1553）属于当时意大利第一批书写历史的作者。
他的史书中有大胆的评判，而且文风活泼，能达到消遣目的。
锦缎在他的笔下微微闪光，他描写威尼斯的婚礼庆典，讲述古代和当代的罗马人都吃什么鱼酱，就连维多利亚·科隆纳的胸脯也让他颇费笔墨，他形容维多利亚的酥胸“比白银更加光泽洁白”
，是“一对沉睡的斑鸠”
。
这种风格很少是出于个人观察或者接触——吉维奥把触碰权留给维多利亚的丈夫——只是一种起源于薄伽丘的文学传统。
除了古老的传统，中世纪现在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史书中，并且与重新繁荣的世界史流派联系在一起，从创世记开始讲起。
人们发掘出数量惊人的素材，为各种历史都奠定了基础。
从1560年起，艾蒂安·帕斯基（étiennePasquier）陆续出版了大量有关法国中世纪历史的书籍，这些资料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人们对中世纪史有着不寻常的感情，这一点从画家约翰·怀特（JohnWhite，约1540—1593）身上就可以看出。
他定居在沃尔特·雷利爵士所谓的“失落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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