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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的法学家忙着建造法律大教堂时，他们的国家却始终被封建秩序笼罩，而且变得更加稳固。
自古以来，人们都赞成国家是超越个人的，是民众的“共同事务”
（respublica）。
但是，欧洲中世纪的人们不得不重新修订这个观念。
在第一个千年之交，两任皇帝的宫廷事务总长维波（Wipo）提出一个原则：即使国王去世，国家也依然存续。
国王因此获得了两种躯体：一种是会衰老，会死去的凡身；另一种则是永恒的，会在统治者之间传承，让王权有了实体。
1136年，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vonMonmouth）完成了关于历任英格兰国王的传记，他写道：祖国就是“整个岛屿的君主制”
。
后来，许多学者受他启发，都认为国家是一个有固定疆域的区域。
英国四面环海，它绵延的海岸线是一个特例。
在其他时候，人们并不把国土疆域看作土地的组合，而是根据旅行时长来感知它，也会把它视为一系列标记着城市或城堡的点。
与之相应的是，统治也是关于这些点，关于当地的人而非土地。
直到腓力二世，统治者才被视作“法兰西国王”
，而不是“法兰克人”
的王；同一时期，金雀花王朝的亨利称自己为第一位“英格兰国王”
。
中世纪的国家组织也不渴望以“自然边界”
划分的“疆域国家”
。
统治最具体的展现是在权利和责任方面：立法权和审判权，森林、磨坊、城堡和城市的归属权，税收权、纳税额和关税权。
中世纪的每个统治者都有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里面装着真真假假的文件。
法王腓力就是典型：执政初期，他的文书处平均每年出具30份文件，后来一路增加到年均110份。
统治者身边的几位谋士通常都是贵族和教士，大多是君主的亲戚或姻亲。
他们向特权人士发号施令，担任外交使节，也滥用阴谋诡计。
作为告解神父，他们是权力的倾听者，有些甚至让君主对他们言听计从。
萨利安时代，宫廷礼拜堂是皇帝的办公厅，在场人员几乎不超过30人。
其中几位是教士出身的文书，负责制作证件，然后把它们堆到防火库里。
与中国皇帝所辖的行政人员相比，这简直是九牛一毛。
不过，拉丁欧洲的情况与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不同，行政管理在11世纪就有了专业化的趋势。
出身农奴的“部门官员”
渗透到国王和皇帝的周围，他们充当管事、顾问和战士。
他们功成名就不是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合适的血液，而是因为他们在军事决策和行政事务上非常专业。
许多人成功晋升为贵族，一些人拥有的封地甚至足以让他们独立。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以罗马法治国的统治者开始招募人才，吸引了资深的法学家、金融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士。
王室的权威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巩固，而个人及其财产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简而言之，整个欧洲到处都有一个呆板的怪物在滋生，它的力量不可战胜。
这个怪物的名字是“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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