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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首席宰相已经彻底失去了天子的信任，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取而代之的机会。
我随后授意御史沈炎弹劾吴潜，说他与朝臣章汝均勾结，准备拥立当年的济王赵竑之后。
我让沈炎在奏章中说：“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章汝均对馆职策，乞为济王立后；潜乐闻其论，授汝均正字，奸谋叵测。
请速召贾似道正位鼎轴。”
这一年四月，吴潜被罢去左丞相之职，不久后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
数日后，天子擢升我为少师、封卫国公。
随后下诏对我进行褒扬：“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虽然还没有首席宰相之名，但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日后人们纷纷谴责我陷害吴潜，其实这么说是有失偏颇的。
吴潜被罢职固然和我从中排挤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他得罪了天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我只不过是在一堵即将倒塌的墙上轻轻推了一把而已。
当然，我急于取代他执掌朝政，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我执掌宰相大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朝纲。
由于理宗在位日久，他宠幸的那些近侍宦官董宋臣、卢允升等人便经常以天子之名行贪赃聚敛之实，并且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奔走其门者纷纷被安插在朝廷的显要位置上。
此外，他们又与外戚相互勾结，任命了许多不学无术的外戚子弟为监司和郡守。
尽管董宋臣等人已经被逐出了朝廷，可他们的狐朋狗党连同一帮外戚却仍然盘踞，我一上任便将他们全部罢黜，并下令严禁外戚担任监司和郡守。
我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出于公心——杜绝宦官和外戚干预朝政，这不但是有宋一朝的祖宗家法，也是历史上每一位宰相必须要做的事。
其次我也想通过对这些当朝显贵的打击，牢固树立起我在朝廷中的威信。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我开始下手清除军队中的异己势力，如高达、向士璧、曹世雄等人。
这些人不但一贯自恃勇武、轻视文官，而且在鄂州之战中不服从我的节制调遣，屡屡言语冒犯、自行其是；通过此战建立军功后，这些人更加显露出不服节制、拥兵自重的苗头。
我觉得长此以往，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我个人都将成为一种威胁和隐患，所以就在这一年把他们一一剪除。
可现在，当我和你们一样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不禁愧悔难当。
我觉得当时的那些做法无异于是在自毁长城。
我一旦大权独揽，就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局限在南宋这个小江湖的是非恩怨上，而把来自蒙古人的更大的江湖威胁抛诸脑后。
这么做其实既危险又愚蠢。
因为这些人身上虽然有不少毛病，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是沙场上的猛将，关键时刻必须依靠他们来保卫帝国的江山社稷，我却出于一己之私将他们铲除殆尽，这显然是不可饶恕的。
倘若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对南宋后来的亡国的确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清除将领的直接恶果是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比如我清除的人中就包括在合州之战中功勋卓著的王坚，为了防止他拥兵独大，我先把他调回朝中担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随后又让他出知和州（今安徽和县），彻底把他逐出了军队。
王坚三年后便抑郁而终，这对南宋的军心和士气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而间接恶果则是迫使部分高级将领转而投靠蒙古人。
比如在景定二年六月，驻守泸州（今四川泸州）的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便投降蒙元。
而这个刘整在后来的侵宋战争中则成了蒙古军队的急先锋，这种事情真的令人扼腕浩叹。
凡此种种，皆是我对国家和民族所犯下的严重罪错。
用当时接受刘整投降的蒙古将领刘元振的话来说就是：“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
此言可谓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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