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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就是在这里打了一个问号，为何我对此只字不提？
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和议，充其量只是宋元双方仓促之间的一个口头约定而已，对宋方根本不具备约束力。
它既没有像正常和议那样经过反复谈判，也没有形成一份正式的文件，说白了，它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是我跟蒙古人耍的一个计谋。
以我的政治经验来判断，当时忽必烈在蒙哥猝死、汗位空虚的情况下肯定是急于回朝争夺汗位的，他之所以没有主动退兵，是因为以十万之众、历时数月不能下一城而心有不甘，倘若就此退却只会让他颜面扫地。
换句话说，他当时亟须一个借口——一个能让他堂而皇之撤兵北还的借口，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议和恰恰能满足他的愿望，同时也能满足我们双方的愿望。
我急于使孤城鄂州解围，而他则急于回朝争夺汗位，所以这份口头约定实际上就是我们双方利益交换的产物。
对此忽必烈和我都心照不宣。
既然这个所谓的“和议”
只是双方在特定条件下各取所需的副产品，那它当然就没有任何实际效力。
所以我认为：在蒙元退兵、鄂州围解的目的达到之后，此前的口头约定就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东西，是没有人愿意在事后真正去履行的东西。
既然如此，我何必煞有介事地去向朝廷提起呢？
诚然，我当时在口头上的确承诺要向蒙古“岁奉银、绢各二十万”
，可这同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既然由我提出议和，我就不能不在口头上许诺给对方一些好处。
然而我所承诺的也仅此而已，绝对不包括后来蒙方所宣称的“称臣”
和“割江为界”
等。
况且，就算仅有的这项“岁奉”
我也并不打算履行。
你们可以据此说我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狡猾奸诈，就是不能说我卖国。
而且我要说——这叫“兵不厌诈”
。
正因为这份口头约定实际上是无效的，而且我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所以当景定元年七月、忽必烈派遣使臣郝经前来要求我兑现承诺时，我当即把他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忠勇军营中，并且封锁了与此有关的一切消息。
我不仅把他们后来增加的“称臣”
和“割江为界”
等无理条款视为无稽之谈，而且也否认了之前口头承诺的“岁奉”
。
总而言之，我认为宋元之间一直以来就不存在正常邦交，说白了，双方只是在以江湖规则斗智、斗勇、斗狠而已，所以根本犯不着把战场上仓促达成的口头协议当成一回事。
因此就算后来郝经被拘的消息走漏，理宗皇帝向我问起蒙古使臣的事情时，我还是坦然自若地回答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
三
理宗皇帝对我在这场抗蒙战争中的表现非常满意，相形之下，左丞相吴潜的表现就让他非常恼火。
早在元军大举入侵的战报刚刚传到临安时，皇帝问策于吴潜，吴潜就惊慌失措地建议皇帝迁都。
皇帝问他：“卿往何处？”
吴潜说：“臣当守此。”
皇帝闻此貌似忠勇、实则别有用心之言时，不禁泣下：“卿欲为张邦昌乎？”
吴潜顿时惶悚不敢言。
直至蒙元退兵，皇帝颇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若从吴潜迁幸之议，几误朕！”
理宗皇帝无嗣，很早就属意于他的侄儿、亦即荣王赵与芮的儿子忠王赵禥，准备立他为太子，没想到吴潜却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
吴潜所说的史弥远乃前朝宁宗后期至理宗前期的大权臣，曾擅行废立，将当年的太子济王赵竑逼迫致死，拥立理宗成为一个傀儡天子，至其死后理宗皇帝才得以亲政。
吴潜此言不但公然反对天子的决定，而且揭了天子的旧疮疤，令理宗皇帝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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