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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烙印。
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天子和朝廷的利益服务。
至于民间和百姓的利益，基本上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后世史家据此抨击我“搜刮聚敛”
，我承认他们说得没错。
这一年二月，我恢复了“榷茶法”
，也就是茶叶的官方专卖制度。
我奏请徽宗在荆、湖、江、淮、两浙和福建这七路产茶地设置茶场，由官府直接管理茶叶的生产销售，禁止民间私自交易。
此法一行，当年就给朝廷增加了上百万缗的财政收入。
紧接着，我又对原有的盐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全面实行“盐钞法”
。
一方面是由中央及其派出机构直接管理盐业，把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垄断盐业利润；另一方面规定，盐商必须向官府交钱购买盐钞，再到产盐地换购食盐，同时旧钞作废。
法令颁布后，我就开始不断印制新盐钞以替换旧盐钞，让盐商加钱换钞；而新钞发行不久，马上宣布作废，又换新钞。
通过这种手段促使旧钞贬值，将由此产生的差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收归朝廷。
第二年此项收入就刷新了历史纪录。
唯一的副作用是，因此破产和自杀的盐商比比皆是。
可我只能对此视而不见。
此后我又在币制、赋税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迅速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让徽宗皇帝的腰包鼓起来，让他一边对我心怀感激一边随心所欲地花钱。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正月，为了感谢我，天子赐予我的长子蔡攸进士出身，官拜秘书郎。
此时国库的积累已经达五千万，我对徽宗说：“既然已经富足了，就应该大兴礼乐。”
皇帝非常高兴，从此开始大兴土木、沉迷声色。
五月，我进位为司空，封嘉国公。
六月，天子下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
与此同时，我继续不遗余力地打击元祐党人，不仅规定旧党子弟一律不准在京畿任职，而且禁止宗室子孙与旧党的子弟亲族通婚，此后又下令党人子弟无论有官无官一律不得在京居住，必须往各路迁移安置。
到这一年六月止，我又把列入元祐党籍的人数由原来的一百一十七名扩大到三百零九名，甚至把新党领袖章惇、曾布、王珪等人也都圈了进去，并奏请徽宗下诏在全国各州县刻石立碑。
从我当上宰相的那一天起，在我眼中就没有新党旧党之分了，有的只是“顺我”
和“逆我”
之分。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也不例外。
包括我的弟弟蔡卞。
自从我入相之后，蔡卞心里就老大不乐意。
他总觉得自己入朝在先，入相也应该在先，而今被我后来居上，嫉妒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在许多政务上便与我时有抵牾。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我为了报答宦官童贯的荐引之情，就准备封他为陕西制置使，蔡卞却公然提出反对，认为不宜让宦官出任边境重地的军职，不然“必误边计”
。
我大为不悦，索性在天子面前参了他一本，几天后就把他贬出了朝廷，出知河南府。
我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我的绊脚石——即便他是我的亲兄弟。
正应了章惇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这位“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的徽宗皇帝即位数年后，对政治的兴趣始终不大，对艺术的追求却日益强烈。
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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