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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
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
综合反对派的观点,主要有四:一、政府放贷取息,是与民争利;二、官吏以多贷为功,必导致强行抑配;三、富人不愿贷,贫人不易还,政府强制执行,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四、出入之际,执行官吏难免乘机舞弊,上下其手,如此则腐败滋生,法所难禁。
即便群言汹汹,神宗皇帝和王安石还是力排众议,一意推行“青苗法”
。
此法断断续续执行了十八年,虽然曾使部分贫困农民受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反对派所说的种种流弊。
作为一个刚刚步入政坛的基层官吏,我对“青苗法”
在地方上贯彻执行时表现出的人事和技术方面的弊端看得一清二楚。
首先,此法严重损害了地主富豪的利益,而这些权贵历来在各级官府中都拥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为数众多的反对派便会采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阻挠这项法令。
其次,由于各地都有发放青苗贷款的配额,如果某些地区有很多人不愿申领贷款,主管其事的提举常平司就会对地方官员作出处分。
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就会采取硬性摊派的手段,而那些被摊派的富户就要被迫领取贷款并承担利息。
对他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项凭空强加的赋税。
最后,另外一些地方又会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形,也就是地方官员对于需要贷款的百姓采取加息手段,坐收渔利。
一项原本利国利民的政策到最后就这样变成了扰民之举和腐败工具。
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从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为政在人。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要由“人”
去执行,而“人”
又是利益的动物——整个权贵官僚体系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
在此情况下,越是理想化的政策越有可能损害权贵阶层的利益,所以新政策一旦进入官僚运作系统,其本意就越可能被扭曲,最后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而王安石偏偏又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大部分都打上了理想化的烙印,包括后来颁布的其他新法也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和“青苗法”
一样的问题。
所以,随着新法日益深入地开展,我对这场变法的最终命运便越来越感到悲观。
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十二月拜相之后马上又推出了“保甲法”
和“免役法”
。
其中的“免役法”
更是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极力阻挠。
所谓“免役法”
,即变原来的“差役”
制度为“募役”
制度,也就是民众“出钱充役”
,各地方政府再以这项收入另行募用劳力。
之所以要对此进行改革,是因为原来的役法名目繁多,百姓久已不堪重负,因逃避各种差役而出家或自杀的人比比皆是,实在是一种虐政。
所以依照新法,贫困户不但可以免除原来的各项差役,而且无须交纳“免役钱”
;与此相反,原本既无须出力也无须出钱的官宦人家则必须缴纳半数的“免役钱”
,又称“助役钱”
。
很显然,此法一出,中下层百姓普遍获益,而士大夫阶层则普遍受损,所以立即引起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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