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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政局，年少气盛的我当然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新党一边。
虽然我当时人微言轻，仅仅是一名小小的钱塘县尉，可我还是满腔热忱地为朝廷颁布的一系列新法鼓与呼。
王安石的变法，其主要者有十三项。
民政与财政方面的改革有“青苗法”
“免役法”
“方田均税法”
“农田水利法”
“市易法”
“均输法”
等六项，其目的在于富国；属于军事方面的改革有“裁兵法”
“置将法”
“保甲法”
“保马法”
“军器监法”
等五项，其目的在于强兵；属于教育方面的改革有“太学三舍法”
和“科举改制”
两项，其目的在于培养实用型人才。
对于这一系列新法，我当时的心态相当乐观，想法也很简单。
我认为，既然神宗皇帝和王安石致力于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富国强兵，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反对新法，而我更没有理由不支持新法，所以我毅然成了一名年轻的政治改革派。
我相信大宋帝国必将经由变法而振衰起弊、获致中兴，而我的政治前途也必将和新政的前途一样坦**光明。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场由神宗皇帝亲自主持的变法运动从一开局便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其间又一波三折、屡起屡仆，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便已名存实亡，再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便以人亡政息而黯然收场。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你们曾经跟我一样为此感到困惑，那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作为中国政治史上屈指可数的著名变法之一，熙宁年间这场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境况和遭遇中走向失败的；再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当一种看上去既精致又辉煌的救世理想一旦与复杂而坚硬的社会现实相互碰撞，其结果会让人感到多么无奈而又意味深长；同时也让我们看看，当那个叫蔡京的年轻人耳闻目睹了一连串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后，他是如何一步步抛弃纯真的理想，最终领悟政治这门艺术的精髓，直至成为一个精明务实而又无往不胜的政坛不倒翁……
早在王安石拜相之前，也就是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朝廷颁布实施“青苗法”
开始，朝野上下就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
所谓“青苗法”
，就是由政府在春耕时节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到谷物成熟时收回本金和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这项新法出台的背景是由于当时北宋的兼并现象极其严重，大量贫困农民只能靠举债度日，长期遭受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尤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无以为生。
所以，跟后来出台的其他新法一样，“青苗法”
从初衷来看绝对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善政，它的目的有三：一、帮助农民生产；二、抑制富豪兼并；三、政府从中获取利息收益。
然而此法遭到了司马光、吕公著、韩琦、欧阳修、苏轼、苏辙等当世名臣的一致反对。
司马光说：“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
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
今日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硬性摊派）；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贫者之负。
春算秋计，辗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
苏辙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
然而出纳之际，吏掾为奸，虽有法，不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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