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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赔偿法则与财产权
对于阿维鲁公民在遭遇强盗时所遭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如果案件不能破获，《汉谟拉比法典》中给出了国家赔偿的规定：
第22条：如果一个人抢了东西被抓住，那个人将被处死。
第23条：如果强盗没有被抓到，被抢的人应在神前申明他所被抢的东西，抢劫发生地区的城市[101]或市长[102]应赔偿他的损失。
第24条：如果是生命被害，那么城市或市长应付给他的亲人一明那银子。
对于《汉谟拉比法典》中关于国家赔偿的内容，史学家们显然毫不吝惜赞美之词：“政府及官吏，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如此负责，除巴比伦外，今天还找不到这样的国家及城市。
由此，使我们不禁要这样问，自《汉谟拉比法典》以来，所谓法律的进步，除了繁复艰深之外还有什么？”
[103]
国家赔偿法则的重要意义在于，国家承认了自己对公民的过错、对公民权利保护不当的过错，将国家公权力置于法律规范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威与利益退居了第二位，让位给了公民利益，公民利益上升到了第一位，而几乎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公民的个人利益永远都要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所以国家赔偿法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在共同体内的最大化，从而体现了国家以公民为本或以人为本的精神主旨。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法律发展史上，国家赔偿制度从出现开始就代表着一种法律价值观的确立——人权。
一国只要有国家赔偿制度，其理念都体现了保障人权的价值观。”
[104]
按照传统的史学，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学者，在涉及人本主义这个论题时，最多都只能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最近有一位法国学者菲利普·尼摩（PhilippeNemo）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历史时期，即古罗马时期，具体地说是在古罗马的私法中，发现了西方人文主义甚至是人类社会人本主义的根源。
[105]
菲利普·尼摩从民法的角度论述西方人本主义的根源，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撇开民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这个基本事实不说，民法直接涉及的就是民事关系——是最直接关乎于人的法律。
但民法的起源还远不止罗马法，它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美索不达米亚，而且罗马法肯定受到了古代西亚楔形文字法尤其是巴比伦法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无论是罗马法学家还是亚述学家都深信不疑。
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以往学术界一提及古代民法，一般都会谈到古代西方，或者是希腊，或者是罗马，而对古代东方的民事规范却很少关注，甚至认为在古代东方社会根本就没有民法，或者说不存在比较系统、成熟的民法”
，实际上，“在古代东方（西亚地区），不仅存在着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民事规范，而且它比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民法都要早；民法起源于古代东方，起源于古代西亚地区”
。
[106]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如下几个要素，这些要素是判断民法起源的重要标志：“这些要素包括是否存在条理比较清晰、用语比较规范而较为成熟的法典（或法律文集），是否存在主张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是否存在一套比较系统的保护财产所有权、契约、婚姻家庭关系等的制度，是否存在（即使在没有成文法的状态下）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商品交易能够正常进行的原则体系，以及是否存在在民事交往中为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概念术语，等等。”
[107]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为，“《汉谟拉比法典》，80%是民法，只有20%不到才是刑法”
[108]。
在论述了罗马法中关于私有财产的界定之后，菲利普·尼摩进一步指出：“由于一个人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他的所有物，因此，如果他的财产与其他人的财产有所区别而且保持这种区别，那么他的存在与其他人的存在也就有着并且保持着区别。”
[109]尼摩在这里所说的罗马法中的情形，与《汉谟拉比法典》中所反映出的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形是非常相似的。
在《汉谟拉比法典》和古巴比伦的现实社会中，正是基于对财产尤其是土地等不动产的占有权以及占有方式不同，才有了阿维鲁、穆什钦努和奴隶的不同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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