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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安德烈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泥板和其他古文物之上，而是注重从考古学的科学角度考察城市的规划，包括各历史时期的城墙、建筑物及其相互关系等，但还是出土了许多泥板文书，它们对研究亚述的历史、宗教和法律等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三、乌尔王陵与马里文书的出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尤其体现在对南部苏美尔诸城遗址的发掘上。
1922年至1934年，列奥纳德·伍利爵士（SirLeonardWoolley）对乌尔进行了挖掘，向人们展示了一代苏美尔名城的风貌。
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拥有椭圆形城墙的城池，最大尺寸为半亩（1亩约为666.67平方米）以上。
它的北边和西边有幼发拉底河古河床环绕，并有两个船用码头。
他还发现了属于较早时期的神庙台基及埋在地下的小型塔庙等。
不过伍利最引起轰动的发现是著名的乌尔王陵。
他在这里发现了上百座小墓，其中有一群属于乌尔的“王陵”
。
“王陵”
大约有16座墓，墓穴由石筑而成，有时一个墓穴有几个墓室。
墓顶是由托梁支撑的由石或砖砌成的拱顶，其中还有一座圆顶墓。
乌尔王陵中豪华的随葬品和众多的人殉令世界震惊。
墓主居于墓室的主要位置，常常被放置在木棺**，随葬品数量众多，品种齐全，有装饰品、武器、乐器和其他珍宝等。
其中用锡和铜熔化铸成的青铜器，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制品之一；黄金头盔造型端庄优美；一个由黄铜和天青石制成的公牛头，形象逼真，工艺精巧，是世界上古史上著名的艺术珍品。
这些精美的艺术杰作不仅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见证，而且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们所反映出来的设计能力和高超的手工业技艺在古代世界堪称一大奇迹。
墓内的殉葬者有死者的妻、妾、仆从、士兵和奴隶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苏美尔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状况。
图1.15乌尔王陵出土的铜牛首。
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
1926年至1931年，一支美国考古队在基尔库克（Kirkuk）附近的遗址进行挖掘，揭开了公元前第二千纪亚述历史的新篇章。
在这里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泥板文书，它们对研究整个近东古代社会史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1930年至1938年，美国考古队还对位于摩苏尔东北约12英里处的两个遗址，即比拉丘（TellBilla）和高拉丘（TepeGawra）进行了发掘，这两个遗址对研究史前史具有重要意义，其保持连续性的居住层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历史时期，高拉丘甚至可溯源到新石器时代。
此外，其他一些重要的史前遗址也相继被来自不同国度的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如英国人M.E.L.马洛温（M.E.L.Mallowan）1933年在阿尔帕契亚（Arpachiya）的挖掘等。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马里宫殿和马里文书的出土。
1933年年底，法国考古学家开始对位于叙利亚东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哈里里遗址（TellHariri）进行发掘，整个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38年年底。
这个遗址很快就被证明是著名的马里古城遗址，其名声早已通过在其他地区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而为人们所熟知。
1936年，法国考古学家终于在此取得了巨大的收获，由13000份泥板文书组成的档案馆重见天日，它们成为亚述学家和历史学家难得的珍宝。
另一个巨大的发现是一座宫殿的遗址，它占地6英亩（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包括300多间房屋。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一座近4000年以前的建筑而言，其墙壁保存状况良好，有的部分甚至保存下来达16英尺（1英尺为0.3048米）之高，有些门还完整无损。
考古学家们还惊奇地发现，宫殿内的很多家庭设施，如厨房、浴室和食品储藏间等，即使不加维修也可以照常使用。
在一些石膏墙上，还保存有原始的壁画。
图1.16乌尔王陵出土的“树丛中的山羊”
。
它可能是祭品架子，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另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物件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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