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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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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全国性的搜求图书活动推向了新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皇帝又一次下诏，口气就比上一年严厉得多了。
他威胁各省督抚、学政，“且此事并非难办，尚尔率略如此，其他尚可问乎[13]？”
这件事并不难办，你们还这么草率推诿，其他事情用不着问了。
这是明明白白指责他们渎职。
皇帝还指责某些藏书家有顾虑，不听他的招呼。
乾隆皇帝知道官员和藏书家心存顾虑，又不得不给藏书家和各省督抚官员们吃颗宽心丸：“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14]？”
即使献上的书有问题，也不会追究。
但是如果哪个藏书家不将藏书目录主动交给朝廷，一旦发现未报的书有什么问题，那时就绝不会再放过你了！
乾隆皇帝还做出如下承诺：一、保证归还。
“民间所有藏书，无论刻本、写本，皆官为借钞，仍将原本给还。”
二、对献书有功者给予奖励。
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一百部以上者，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
三、题咏。
进书百种以上者，并令择其精醇之本，进呈乙览，皇帝亲为评咏，题识简端。
四、记名。
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
，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
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15]。
虽说是面向全国征集图书，但重点却只在江苏、浙江两省。
因为这两个省是当时经济上最富庶，文化上也最发达的地区，藏书最多。
一些著名的藏书楼，如昆山徐氏传是楼，常熟钱氏述古堂，嘉兴项氏天籁阁，朱氏曝书亭，杭州赵氏小山堂，宁波范氏天一阁等，全在这一带。
这几家都是在中国藏书史上影响最大的名楼。
昆山徐氏传是楼，是清初著名学者徐乾学（1631—1694）所建。
徐乾学和其弟徐秉义（1633—1711）、徐元文（1634—1691）都是著名藏书家。
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是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明史》总裁官，迁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
曾奉命编纂《大清一统志》《清会典》，任副总裁官。
康熙二十六年（1687）迁左都御史，官至刑部尚书，精经史之学，学养深湛。
徐秉义，字彦和，号果亭，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述颇丰，其家藏书楼名曰“培林堂”
。
徐元文，字公肃，号立斋，顺治十六年（1659）一甲第一名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其家藏书楼名“含经堂”
。
徐氏兄弟，皆嗜藏书，善于读书治学，又都是显宦高官，在当时是名闻朝野的人物，有“昆山三徐”
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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