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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种妖化也刚好为美化提供了条件，一旦有些人发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优于印度，一旦他们发现当时的失学率、下岗率、犯罪率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低，极权政治就可能被他们美化，被他们原谅，被当做一笔“代价”
轻易打发。
在这里，妖化“文革”
与美化“文革”
是互为因果的。
王尧：我赞成你的一些基本的看法，确实，从政治上给“文革”
定性容易做到，但“文革”
本身，以及构成“文革”
的因素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意味着单一角度看文革有很大的局限。
你刚才提到的许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做深入的研究，有些问题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讨论，譬如“文革”
与法国大革命、与“五月风暴”
等的内在联系。
西方包括日本，观察和评价“文革”
的视角和观点，前后就有差异。
这里还涉及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文革”
是现代性的重建，还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一般地说，阶级斗争、革命等都是现代性的特征。
“西方”
在“文革”
发生和发动的过程中，非常关心“文革”
时期的现代性重建问题，当然，不同国家的反映有差别。
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革”
是非常欢呼的，一些学者从技术革命的角度看，工人成为管理的主体，开辟了建设现代化的道路，“文革”
被看成是在反西方现代性中重建现代性。
后来汪晖在文章中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来表述。
实际上像这种思想类似的表达，在六十年代就有了。
我在和蔡翔的对话中提到这个问题。
我现在觉得，这个话题需要深人下去，譬如说，无论是“重建”
还是“反”
，它依托的资源是什么，“文革”
的走向其实是与我说的这种资源有关系。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有一种是从解放区传过来的思想意识。
我和我的一位朋友讨论建国后的文化建设时，曾经提出一个想法，我们觉得建国以后一段时期里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以一种扩大了的解放区意识治理整个中国。
韩少功：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很“现代主义”
的党，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国民党更“西化”
。
李宗仁在广州等地禁跳交谊舞的时候，延安在大跳特跳交谊舞。
蒋介石提倡“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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