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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民族”
并非古已有之，更非天经地义。
在罗马天主教霸权体系坍塌以后，“民族”
是继城邦国家之后一种新的组织替代，使分崩离析的欧洲，重新找到了群体情感和利益单元，因此它是现代欧洲的产物。
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说过，民族与民主颇有关联，是民主的一个载体。
你们知道，古希腊式的城邦民主并不是全民选举，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妇女、奴隶以及乡下人并没有投票权。
到后来，选民的范围逐渐扩大，但选民范围如果需要一个边界，“民族”
当然就是最合适的身份设限。
还有兵役制、纳税义务、教育及其他权益的分配等等，也都不可能无限制地遍及天下，不可能见人就有一份，必须有对象的选择和设定。
这就推动了人们对民族的想像和划分，在历史上催生了民族国家。
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者们首创国旗和国歌，更使民族概念获得了一种形象包装，开始向人们的日常感觉层面渗人。
从那以后，“民族”
就出现了，而且常常与“国家”
同义。
一部欧洲的现代化史，差不多同时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以至今天“联合国”
，实际上写成了“联合族”
，即Uions。
这种欧洲的组织方案应该说很成功，而且很快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争相效仿。
特别是在遭遇了十六世纪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之后，欧洲以外的被压迫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民族”
为号召，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们凭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行政沿革等方面或多或少的迹象，苏醒各自的民族意识，重绘现代的群体边界，借以凝聚民意和调动资源。
二十世纪初，列宁提出了民族解放理论。
随后，又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民族自决原则。
俄国与美国当时还是新兴国家，没有多少殖民地的既得利益，所以都反对帝国主义，都支持弱小民族的造反，对当时的中国也比较同情。
它们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全世界新一阶段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使新兴民族得以雨后春笋般涌现。
应该说，这时候的民族主义仍然较多正面功能。
正如欧洲的民主曾得助于民族国家，亚非拉后起的民族国家则首先促进了国际民主，对老一代帝国列强形成了四面八方的遏制和打击，也促成了新兴国家的现代体制建设。
联合国不论强弱大小，一国一票，就是这种国际民主的体现。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回想一下，当时多少甘地式的民族英雄前仆后继，可歌可泣。
在埃及有纳赛尔，在印尼有苏加诺，在越南有胡志明，在中国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等。
不过，细心一点的人不难察觉，此时的民族，有些不再是欧洲那种严格意义下的民族了。
比如“泛非洲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
“泛拉丁美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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