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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
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
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
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
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
，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
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
可能还不行。
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
，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
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
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了虎虎生气和勃勃生机。
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
我们以前没有“她”
这个字，“她”
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
当时还出现过“妳”
，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
（众笑）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
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
“观点”
，pointofview；“立场”
，position；都是外来语。
“一方面又一方面”
，来自onthisside.onotherside；“一般地说”
“坦率地说”
“预备……走”
等等，也都来自直译。
同学们现在说这些习以为常：这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么。
但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话原本都是洋话。
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取消这些移植到汉语里的洋话，现代汉语至少要瘫痪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学、新闻、文学都可能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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