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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兴趣的是契萨佩克和俄亥俄发了债以后得到什么。”
（19）扬突然披露他已经从奥蒂斯和哈尔西-斯图尔特得到了竞争性投标，而且比摩根和库恩-洛布公司提出的条件还净省350万美元。
董事会上有些一贯忠于范·斯韦林根的人仍然想接受传统的华尔街银行。
扬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最低的报价，他就要对他们起诉，从而使他们乱成一团。
他在会议室里跳来跳去，嚷嚷着：“摩根拿不到这笔生意了！
摩根拿不到这笔生意了！”
（20）晕头转向的董事们休会，和律师们商议以后，回来接受了低价。
扬的宫廷政变在华尔街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大多数的发债将公开进行竞争性招标，而不是由绅士风度的银行家们私下和客户谈判。
这典型地表明付给公司的价格和债券再销售给公众的价格之间的利差就很小了。
投资银行的利润幅度变小，在理论上留在发行者手里的钱就较多。
在以后的两年中，扬、伊顿和斯图尔特三驾马车使另外两家铁路公司也接受了竞争性招标。
1941年，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了U-50规则，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发债都必须实行竞争性招标。
1944年，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制定了一条类似的规定。
但是，不管反对华尔街力量的这种胜利何等辉煌，它们没有触及铁路和公用事业以外的更加有利可图的工业债券。
老式银行业务的主要推崇者是哈罗德·斯坦利和他的公司。
斯坦利总是不主张竞争性招标引起的银行和发行者之间“断断续续的关系”
，警告说这样公司就得不到良好的咨询，且发行债券的价格也不会合适。
即使这个论点显然是为图私利，美国工业界也还是甘心情愿地接受这个逻辑。
在以后的40年中，美国的蓝筹公司同意和摩根士丹利保持排他性的关系，这种联盟直至1979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造反”
以后才算打破。
显然，如果在摩根财团和新政之间要建立友好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也不会来自杰克·摩根。
他愤愤不平的心态使他在政治上毫无价值。
这也不可能来自乔治·惠特尼，他是家族银行家的典型，深为改革家们所厌恶。
对白宫采取任何新措施的任务只能由汤姆·拉蒙特来担当，因为他一心想回到政治游戏中去，并且在被华盛顿“流放”
的日子里大为不快。
1937年的风风雨雨为摩根银行打开了一条可能的缺口。
经济和股市从春天到夏末一直滑坡，到9月份时又直线下跌。
股市和商品市场在10月19日的暴跌使这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二。
市场的跌落几乎和1932年的最低点接近了一半。
投资银行都在两个债券的发行上遭到沉重的打击——伯利恒钢铁债券和纯石油公司优先股，以至于传闻要考虑关闭证券交易所。
哈罗德·斯坦利担当起摩根在华尔街的领导作用，他把若干投资银行家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对他们的情况作了一番非正式的审议。
作为一种回报，他难得让这些银行家们一睹摩根士丹利的账本。
因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致，投资银行业领域一批规模很小、资本不足的银行，实力较弱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被逐出市场。
爱德华·史密斯公司——担保信托公司的证券业下属公司的继承者——遭受了沉重的承销损失以后，和查尔斯·巴尼公司合并，组成了史密斯-巴尼公司，并入摩根集团。
这种突然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动**的金融市场的局面，使新政的信心受到极大的冲击。
工业部门也是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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