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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一点上来看，可以知道，《鲁诗》与《毛诗》的关系并不浅。
我想，《毛诗》与《左氏春秋》，是由后出的古文经传，改订了《鲁诗》义与《榖梁》义的吧。
现在，《毛诗》的《总序》与《鲁》说类似，在《毛传》之中有引《周官》之文而说诗的部分，这说明了上述的想象并不错误。
我以为，古文之学，是由新出的古文经传修正了鲁学的。
那么，古文之学，是提倡什么的？这，由这一派的代表者刘歆之手所成的《七略》，可以看到大概。
刘歆的《七略》，早已亡佚不传，但《汉书》的《艺文志》，大体是根据《七略》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刘歆的古学的大意。
《汉书》的《艺文志》，把经书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的六经，比较各经的今古文，强调古文的优秀点，最后，总论六艺：
《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
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依据这一段话，刘歆以为，《乐》《诗》《礼》《书》《春秋》这五经，是分别地教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以《易》为五常的源泉。
因为六经中，《易》是最哲学的著述，其中说述自然界之理，这自然界之理，便是被看作人类道德的根本基础的吧。
刘歆在如此地把六艺排了顺序之后，再把论语类、孝经类与小学类（研究文学的书籍）的三类，附加于六艺类之后，这恐怕是因为把六经当作孔子以前的典籍，把《论语》《孝经》当作传达六经的精神的书籍，把小学书当作训释六经的字义的书籍的缘故吧。
在后世的经学中，也有企图阐明六经的精神的学派，与注重文字训诂的学派，刘歆是早已认识到经学上有这两个方面的人，他自己也以认识有这两个方面为心得的吧，其后的古文学，仅向训话的方面发展，显示了经学便是训话学的情状。
后汉初年，继前汉之后，立为朝廷的学官的经博士，都是今文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古文学占了优势，后汉经学的特征，便在于这古文学的发达。
试将后汉古文学者中著名的人物的学问系统，立表如后：
表中只有加“2”
号的，才是入后汉以后的学者，此外都是为显示其来源，记下了前汉时的学者的。
这些后汉的学者，都是以训诂著名的人，写了许多的注释书，其中，许慎可以说是训诂学的大成者，其名著《说文解字》，比较篆文及古文籀文，从文字的构造上说明其意义，其中，广引桑钦、杜林、卫宏、徐巡、贾逵的说法。
许慎之后，有名的马融出，马融的弟子中，有卢植和郑玄两大家，这些学者，对于古文诸经，广作注释，遗留了许多著作。
其中，郑玄（公元127—200年），是山东高密人，最初，师从京兆的第五元先，治今文学，后来，由于卢植的关系，事马融治古文学，是折衷古今文而自成一家的学者。
其著述，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注，又论列六经之要的，有《六艺论》等。
他的折衷的态度，在《仪礼注》《毛诗笺》《论语注》中，最为明了。
他注的《仪礼》，是将今文、古文两派的本子，比较对照，勘正经文的异同，在采用今文经的地方，在下面注明古文作某字，依据古文的地方，在下面注明今文作某字，以定其长短。
他作《诗笺》，以《毛诗》为主，对于毛义隐略的部分，加以敷陈，对于毛义的不足部分及不稳妥的部分，采用三家诗说——尤其是《齐诗》说。
他注《论语》，也据《古文论语》，订正张禹《鲁论》。
他这样地折衷今古文，而自成一家，但其重心，在于古文。
与他同时的今文学者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榖梁废疾》三书，排斥《左氏》《榖梁》两家，而称扬《公羊》。
他反对何休，著《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排斥《公羊》，特重视《左氏》，由于这一点，也便可知道他的重心在于古文了。
他对于六经全体的见解，在《六艺论》中说，《易》，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
又说，孔子以六艺之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之离散而后世不知根，故作《孝经》总会之。
由于上述的话来推测，可以知道，他也是把《易》当作说述人道的根源，把《孝经》当作说明六经的精神的，这与刘歆的见解，大略相同。
因而，在这一点上，对于刘氏，并没有特殊的发展；但他比较今古文，考证文字，研究训诂，使经学归于一是，这不能不说是非常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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