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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后汉的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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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章中，叙述前汉的经学，最初是渊源于鲁人申培的鲁学，后来转而为以董仲舒为祖的齐学。
但这是极大概的论列，即令在董仲舒以后，鲁学的系统还是不绝，在宣帝的时代，与以《公羊》为主的齐学同时，源于《榖梁春秋》的鲁学，也设博士。
但鲁学是发源于否定天人的关系的荀子之学的，反之，齐学是出诸肯定天人的相关的孟子的。
这两派，在根本思想上，是不会一致的，其经说的不同，实不遑枚举。
如果经学是“纸上谈兵”
，那么，如此的差异，也可以作为异说而并存着；但这是指导国家社会的活生生的学问，所以其差异非调和不可。
由于这样的必要而产生的，便是叫作“古文学”
的一派；所谓古文学，在前汉末抬头，在后汉兴盛。
与后汉的经学称为古文学相对，前汉的经学称为今文学。
所谓“今文”
，是汉代通用的文字隶书的意思，前汉的经书是秦焚书后，学者将暗诵的著作用隶书写下来的本子，用这种本子来讲述的经学，叫作今文学。
例如，《尚书》是秦博士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礼》是鲁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十七篇，《诗》是辕固生与申公所传的三百篇，《榖梁春秋》与《公羊春秋》是到那时为止，以口传的方法传授的，到汉代，才上了竹帛；这些，都是用隶书写下来的。
但到景帝末年，鲁恭王为扩张其宫殿，毁坏孔子的旧宅，在其壁中，发现了用先秦时代的古文字写的《尚书》《礼经》《论语》《孝经》等古本数百篇。
同时，河间献王尽力于书籍的搜集，得《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这些都是用古文写的古本。
在献王之下，有毛公、贯公等学者，贯公好北平侯张仓获得的古文《左氏春秋》，毛公倡古文《毛诗》学，作《毛诗故训传》。
这些古文的经典，由献王献给了朝廷，为一部分的学者所研究，但还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
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命光禄大夫刘向，整理武帝以来藏在朝廷秘库中的书籍；到哀帝的时候，刘向整理了一半，死了，便命其子刘歆继承父业。
于是刘歆能遍阅秘库中的书籍，将秘库中的古文《易经》与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相对照，发现今文中常有脱字，反而民间通行的费氏《易》的经文，与古文相合。
他又取《尚书》的古文经，与今文经相比较，发现今文比古文少十六篇，而且有脱文脱字，文字的差异有七百余。
又，《礼》的古经，有五十六卷，比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多三十九篇，在许多地方，他感悟到古文的经典的应该尊重；尤其是，因读《春秋左氏传》而爱好它的当时的丞相尹咸、翟方进的询问其大义而发明的很多，因此，决定提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于学官。
但当时的学者，不苟赞同。
因此，他将这些古文经送给太常博士，论列国初以来经学的消长，辩论古今文的优劣，甚至于说，与其误而立之，不如误而废之。
但当时的当路者，以为刘歆非难先帝所立而改乱旧章，不准所请。
这个时候刘歆的意见虽则不被容纳，但到哀帝死，平帝立（公元元年），王莽执国政，便增置《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的四经博士，到王莽的时代，置《周官》博士，到了这个时候，古文学是被公认了。
试据两汉《儒林传》等，就古文学的系统，立表如后：
上列三经之外的古文《易》、古文《礼》及《周官》之学，虽则是由刘歆倡导的，但刘歆以前的学者不详。
通览上列三经传授的系谱，《毛诗》与《左氏春秋》都通过河间献王的博士，尤其是，通两经的学者贯长卿；《古文尚书》，最初起于孔子的裔孙孔安国，似与献王没有关系，但献王得《古文尚书》《礼经》及《周官》之事，是《汉书》的本传中明记着的，所以这些经书定与献王有关系。
传《古文尚书》的胡常，同时传《左氏春秋》，所以到了汉末，《左氏春秋》与《古文尚书》之间有了联系。
于是，古文经的研究，是以起于河间献王的门下为主的学问，这与齐鲁之学相对，可以叫作燕赵之学。
其次，据上列的表，《左氏春秋》之学，出于荀卿，似与《榖梁春秋》同其源流，而且，这一派的学者尹更始、尹咸、翟方进，也都是列名于榖梁家的人，刘歆的父亲刘向也是《榖梁》的学者。
我们注意到上列的几点，便可以想象，在《左氏》与《榖梁》之间，有着一种关系。
又《毛诗》表上也表示出于荀卿，在现在的《荀子》中，说明《诗》的部分与《毛诗》义相一致的很多，所以这个系谱不一定是无稽之谈，而如前所述，《鲁诗》也出于荀卿，所以，《鲁诗》与《毛诗》也定有深深的关系。
又楚元王曾从申培学《鲁诗》，元王之子休侯之曾孙刘向也传《鲁诗》，刘向之子刘歆重《毛诗》，但也承认在三家诗说中，《鲁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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