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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我能否在这条路上走得足够远，从而能够智慧并真诚地与这些人展开意识形态斗争，转而也意味着我要克服本能，更客观地也更宽容地看待他们。
答案是，我认为冥想至少帮助我接近了这个目标。
但这是一场斗争。
我在劝诫人们克服维系部落主义的认知偏见，从而推动元认知革命时，自己并不能称得上世间最令人信服的榜样。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没有说，就是我制订了一个关于这场革命的循序渐进的计划。
我的主要目的比较抽象：生命体经过数十亿年的艰苦努力，就要建立起全球化的大脑群落，如果这时任由大脑中的自然扭曲毁掉一切，那就太悲剧了。
另外，这些扭曲已经经过科学验证是事实，而我们也有冥想修行等方法纠正这些扭曲，如果不加以利用，就更加可惜了。
我真正想说的是，拯救地球的方法就在眼前。
谈谈拯救
说到拯救，我在分析那次冥想静修中哭泣的原因时，遗漏了一件可能相关的事。
我生在美国南部浸信会教徒家庭，从小接受宗教教育。
十几岁时，我将《创世记》中关于人类如何出现的叙述与自然选择的理论做了比较，之后渐渐远离了教堂。
我从来没有热切渴望找到某样东西替代基督教信仰，但是失去基督教信仰可能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空洞，这或许也是我对灵性问题有着持久兴趣的原因。
在巴里的那个夏夜，或许我不仅仅是感觉自己抵达了山巅——或许我从十几岁便脱离了原本的精神部落，开始攀登这座高山。
不论如何，我认为，即使说那天晚上我有了得到拯救的感觉也并不为过——那种感觉很强烈，就和我九岁、十岁的时候驱使我到教堂门前，接受神父的邀请，认可耶稣为我的救世主时的感觉一样。
我脱离基督教的经历和一些人不同，并不苦涩。
我从来没有觉得基督教信仰伤害了我。
回头来看，我想有一个永远注视着一切且相当严厉的神伴着我成长，或许这有助于解释我对自身缺点的敏锐甚至有些痛苦的关注。
其实，或许正是我身上残留的原罪意识，促使我对佛教冥想展开探索，或许这也正是我在那个夏夜体会到得到拯救的原因。
这就合乎情理了：佛教和基督教都认为我们生而道德混乱，驱散这种道德混乱便是二者的目标之一。
不管怎样，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信仰基督教的那些年受到过无情的专制洗脑。
我依然喜欢浸礼会赞美诗，特别是“照我本相”
（JustasIam）——一首经常在礼拜之后轻柔地唱起的赞美诗。
这首赞美诗传递出的信息大概是，尽管你远非完美，但是也值得拯救。
我关于主日学校最清晰的记忆是美好的，那是一段歌唱的场景，唱的是“上帝爱小孩，全世界所有的小孩；红皮肤和黄皮肤，黑皮肤和白皮肤，在他眼中都是宝贵的，耶稣爱世上的小孩”
。
或许我选择性记忆了基督教中更接近开悟的一部分，但是信仰从耶稣到佛陀的转变似乎是自然而然完成的。
内观禅修社，就是那个夏夜我的大脑在眼前打开大门的地方，恰好强化了这种自然的信仰转变。
在葛斯汀、莎兹伯格和康菲尔德买下禅修社的红砖楼之前，那里是一座见习修道士培训楼。
从衣帽间走向禅室的路上，两侧都是画有耶稣画像的彩色玻璃——有一幅是他在最后的晚餐时的样子，有一幅是他在虔诚地祈祷，估计应该是在受难之前不久。
每次我走进禅室——至今我已经走过几百次了——都会看向那些耶稣画像。
这些画像几乎每次都会使我的精神高涨一些。
这也是合理的，因为耶稣说，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是扭曲的，我们应该修正自己的盲点，而不是抱怨他人的盲点：“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阿门。
我没有自称佛教徒，因为我并没有接受传统佛教中的很多内容——信仰和仪式方面的。
我不信轮回和因果报应，走进禅室的时候，我不会在佛陀塑像前鞠躬，也很少向佛陀或其他佛教神明祈祷。
在我看来，如果我自称佛教徒，将会是对很多佛教徒的不敬，他们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继承并保持了一种丰富且美丽的宗教传统。
尽管如此，考虑到我的个人历史，我们有理由去问，我的冥想修行辅以背后的哲学基础，能不能算得上一种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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