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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噙着眼泪把明珠交还给你，很遗憾没能在未嫁的时候遇到你。
就这样，“系在红罗襦”
的那一对明珠终于还是被女子解了下来，还给了它们原先的主人。
这位女子也终于保持了一个节妇的操守，尽管恋恋不舍，尽管心有遗憾，但总算做了正确的决定。
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释怀，毕竟在交还明珠的时候，这女子既泪水涟涟，又说出“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样的话来，虽然身体没有出轨，精神却显然已经出轨了。
依照古人的标准，这样的女子也可以被称为节妇吗？尤其在道学兴起之后，正统思想恐怕绝难容忍这样一个“节妇”
形象。
清代沈德潜在编选那部很有影响力的唐诗选本《唐诗别裁》的时候，就是出于这个理由而摒弃了张籍的这首诗。
尤其是，张籍这首诗其实并不是在写男女之情，而是有个副题“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是写给淄青节度使、当时的一位大军阀李师道的。
那正是藩镇割据的局面逐渐成形，唐王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日渐衰落的时候，藩镇为了扩充实力，亟须延揽人才，李师道和李师古兄弟以重金聘请颇具声望的张籍入职自己的幕府，而这在一向以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自居的张籍看来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按照所谓“正统”
观念，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中央集权大一统以外的任何政治形态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另一方面，越是多中心的政治局面，人才的价值就越高；反之亦然。
所以，在唐王朝仕进无门或得不到重用的知识分子们忽然发现多了一些就业出口：在各大藩镇的幕府里也许就存在着开始自己一番崭新的职业生涯的机遇。
毕竟以统计数字看，开元以后，每年来京的考生总数在一千到四千之间，而进士的名额只有三十个左右，考中了也未必就有官做，还要经过礼部、吏部等等考试，所以绝大多数有志仕途的人在这条路上必将以失望收场。
于是，政治原则与个人发展孰轻孰重，在这样的时代里就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投靠藩镇的人便逐渐多了起来。
在唐代的著名诗人中，罗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罗隐才情很高，但屡试不第，路过钟陵的时候偶遇一位旧日相识的叫作云英的歌伎。
云英笑问他说：“十多年不见，你怎么还没考中？”
罗隐既羞且忿，写了一首诗来回答云英：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这首诗虽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水准，却非常有名，因为同病相怜的人实在太多了。
而这位罗隐，到了五十五岁的高龄仍然没有在仕途上找到出路，于是去南方投奔方镇幕府去了。
试想换作你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尤其是，即便最飞扬跋扈的方镇，至少在名义上还是从属于中央的。
张籍的问题还有罗隐的问题，现实中遇到是一种情况，旁观时评价又是另一种情况。
在唐代以后，漫长的中国历史里，中央集权大一统以外的任何政治形态始终都是不可想象的，对知识分子人格操守的要求也越来越是苛刻，于是《节妇吟》的问题就是：女主角在面对那名男子的**时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分明有着标准答案，即掷还明珠，严词拒绝，只要稍有犹豫或委婉就是有损名节。
的确，我们更加欣赏的是文天祥《正气歌》讲的那样：“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一个个都是响当当的铮铮铁骨，直来直去，毫不遮掩。
相形之下，张籍实在算不上个人物，虽然拒绝了李师道的邀请，但不是严词拒绝，而是婉拒，写了如此一首温婉多情、柔媚动人的诗歌，一波三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尤其是最后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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