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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在英格兰的维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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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790—1016年）
西蒙·凯恩斯
在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林迪斯法恩岛上发现了一块9世纪的墓碑，墓碑圆顶的一面刻画了七位勇士，他们挥舞着斧头和剑，明显具有敌意的暗示。
另一面刻画了一个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十字，十字下面是两个朝它哀悼或鞠躬的人。
这块石碑无疑是想传达审判日的到来，那时国家将要对抗国家，太阳和月亮将要被天堂的十字遮蔽，所有的人类都要哀悼（《马太福音》24:7，29—30）。
因此，脱离末世论来看待这块墓碑，并且把这些勇士视作劫掠林迪斯法恩的一群维京人，恐怕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这块石碑依然能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维京人突袭英格兰的基本看法。
诺森布里亚的学者阿尔昆对于来自大海另一边的异教徒亵渎圣卡斯伯特的圣地感到极其愤怒，认为这是天神对不列颠人的罪恶和极端习俗的惩罚，借此督促他们改正出格行为。
百年后的9世纪末，国王阿尔弗雷德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维京人，他认为这是天神借维京人之手来惩罚他们。
他试图面对这些威胁，不仅加强了防御体系，并且重塑了基督教信仰，增加了民众对其的了解。
11世纪早期，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二世（WulfstanII）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演说中面对教堂会众他痛斥不列颠民众的罪恶、罪行和不公正的行为，他认为这些已经招致天神的不悦，而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惩罚则是维京人空前残暴的入侵。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识中，神圣审判的构想同维京人的入侵不可分割。
因此，毋庸置疑，这块林迪斯法恩墓碑的雕刻者头脑中可能呈现了维京人突袭的主题。
现代人对于维京人的认识来自彼时欧洲人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的更多了解，以及对于活跃在英格兰的维京人的更深入了解。
如果说人们曾一度将维京人在的海外扩张传奇化，那如今则有一些更加时髦的想法，就是把他们看作被基督教舆论中伤的受害者，或者不过是那一时代的创造者，延续了黑暗时代的正常人类活动，抑或是拥有高尚思想或意图的有教养的人。
我们对书面材料持进一步的怀疑态度，考虑地名证据，聆听斯堪的纳维亚诗歌，研究古代北欧铭文。
我们鉴赏船只、雕塑、金属制品，观察农场和城市里人们活动的形式，从堤道、土木工事、修筑防御工事的营地中得出恰当的结论。
人们经常把9世纪末活跃的维京军队与10世纪末、11世纪初期活跃的维京军队在构成和组织方面做比较，并且做出了重要的区分。
我们讨论维京人对英国教会制度、宗教生活和文化的影响，试图理解他们是如何推动英格兰人形成其共同身份认同。
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的影响性质和范围或许会感到很震惊，抑或是不那么惊讶。
我们试图从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大规模移民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看到的一切，或者从那些站稳脚跟的征服者军队成员的视角来看待。
我们研究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是如何被纳入皇家统治之下的；丹麦区的丹麦人是否还保留着一种身份认同，会在某种情况下威胁到名义上已统一的王国的完整。
我们评估那些关于11世纪早期丹麦如何征服英格兰的描述，判断它是否因为应对所有挑战的失败，或者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理解。
在讨论790年至1016年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活动时，有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阿尔昆所提出的“天神惩罚”
被现代历史学家视作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推动力。
8世纪和9世纪维京人的突袭
西撒克逊国王贝奥赫特里克（786—802年在位）统治期间，三艘北方人的船只抵达多塞特沿岸的波特兰岛。
当地治安官（名叫比杜赫德）可能认为这些来访者是来进行贸易的商客，将他们带到附近的一个皇家庄园（可能位于多切斯特）；但这些所谓的商人其实是袭击者，他们杀死了治安官以及所有随从。
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被9世纪末期西撒克逊编年史学家记录下来，事后来看这件事情自然有其优势，“这是到达英格兰领土上的第一批丹麦人的船只”
。
在英格兰北部，对于维京时代的记录方式似乎强调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修道院和圣地。
当然，人们不会认为这些袭击者真的如此挑剔。
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北部修订版，793年6月8日，“洗劫的异教徒残暴地毁灭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烧杀抢劫”
；第二年，异教徒又抢夺了诺森布里亚，洗劫了位于唐河河口的先王埃格弗里德的修道院，明显借鉴了对诺森伯兰的贾罗或约克郡唐卡斯特（Doncaster）附近的哈特菲尔德（Hatfield）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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