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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佃户、“自由人”
和其他类别的人群，他们遵循的惯例明显区别于英格兰其他地区。
当然，问题在于，这是丹麦区带有明显“丹麦”
特色社会的证据，抑或只是受9世纪末期骚扰和定居直接影响的大多数地区在于10世纪和11世纪出现的特殊群体的特征。
毋庸置疑，这一证据可以有多种解释。
但是，尽管存在对复杂假设误读的风险，这依然有助于减少对于一组模式相互矛盾的解释，它们有重合之处，又强调不同的因素。
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一下，大规模维京部队征服英格兰东部和北部并在那里建立首批定居点，紧随其后的（9世纪末）是从丹麦移民到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的真正农民，他们在规模上足以超过当地人，产生了特色鲜明的“丹麦”
群体。
或许我们也可以假设，这些定居点是由相对较小的维京部队的余部建立的，他们的政治统治使他们能够（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地名上）施加与他们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
10世纪，这些士兵的后代通过内部殖民的过程逐渐从最初的定居点向外拓展。
我们还可以假设，首批定居点规模较小，由那些获得优势的维京军队建立；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在这个保护屏障之后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进一步开拓，后来发展为从斯堪的纳维亚到英格兰东部的第二次移民潮。
或许我们还能假设，9世纪末的定居点是由规模相对较大且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维京部队余部建立的；这些移民从一开始就与当地英格兰人融合、通婚，接受他们的一些习俗，并且影响或传播其他习俗；我们甚至没有必要介绍从斯堪的纳维亚前来此地的其他移民来佐证这个证据，因为自10世纪初，接连不断的一代代人越来越融入当地社会和经济扩张过程，产生了“盎格鲁-丹麦人”
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仍然在名义上保留了“丹麦人”
的身份。
既然适用于一个区域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区域，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表达上更倾向于其中一个模式；毕竟，不同的地方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成为定居点的，并且每个地区10世纪的历史也不尽相同。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10世纪的定居不是865年和871年“庞大军队”
（不论是几百人或几千人）的规模，也非9世纪末期定居点的规模。
对我们理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重要的一点是明白定居者处于政治统治地位，同时假设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自第一代起就同英格兰人融合，并且在经历了20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后才形成了11世纪后半叶《末日审判书》里所描述的局面。
正如F.W.梅特兰（F.W.Maitland）所说：“我们要谨慎使用丹麦人这个身份。”
如果说维京人的突袭推动了英格兰人民在国王阿尔弗雷德领导下反抗共同敌人，而且实现了统一，那我们就应该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视为最终促成英格兰政治统一的实际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复杂因素。
899年，“长者”
王爱德华（KiheElder）继承父亲的王位，他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
。
他很快发动了一场运动，目的是把权力延伸到丹麦人控制区。
毫无疑问，他和他的姐夫埃塞尔雷德、姐姐埃塞尔弗莱德（?thelred）密切配合，两人都是麦西亚的统治者，并且从一开始就承认爱德华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也毋庸奇怪，《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不同版本虽都包含了“西撒克逊”
和“麦西亚”
对这一运动的描述，却以不同的角度呈现。
西撒克逊编年史家记述了丹麦人和居住在亨伯河南面的英格兰人向“长者”
爱德华屈服的不同阶段，从中可以看出丹麦人是如何因为缺乏政治一致性而处于劣势。
920年，“苏格兰和苏格兰人民的国王，约克国王拉格纳尔德、埃德武夫的诸子，居住在诺森布里亚的所有英格兰、丹麦子民、北方人以及其他人，斯特拉思克莱德威尔士（StrathclydeWelsh）国王和所有斯特拉思克莱德威尔士子民选择向他臣服”
，表明各方都承认爱德华的领主地位，但是他显然没有能够直接统治亨伯河以北地区。
埃塞尔斯坦（Athlstan，924—939年在位）继位后，我们在其统治早期发布的宪章中发现他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国王”
，事实上也代表了其父爱德华在亨伯河以南地区建立的政权。
但是，当埃塞尔斯坦在927年“继承了”
诺森布里亚王国并有资格被称“英格兰人的国王”
甚至“整个不列颠的国王”
时，这一政权随即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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