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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graphit）中所隐含的部落群体的永恒性和自成体系的特质心存疑虑。
反过来，一些人类学家对历史学家的野心持怀疑态度；另一些人则对后者以牺牲亲属关系和文化为代价，强调国家建设的倾向感到困惑。
但随着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它们开始互相融合。
正如新的非洲历史第一次在反殖民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蓬勃发展一样，人类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并开始批判自己作为一门“殖民科学”
的起源。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将他们的工作与时间维度相结合（许多人现在将“田野调查”
与档案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则开始研究一系列迄今为止原本由人类学家涉足的领域（比如宗教和信仰）。
并不是对其他学科的所有探索都是如此有益的，对历史语言学的掌握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一些语言学家声称，可以用多种技术来确定非洲语言传播的年代。
如果把语言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人们是否能够用历史语言学来展示人类的物理迁移运动？这里的工作重点是试图了解所谓班图语的特殊分布，大约600种相关语言几乎遍布整个非洲大陆南部。
历史学家将语言学、考古学研究（尤其是陶艺风格和制铁技术）和口头传说（如卢巴史诗中的移民故事）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被称为“班图扩张”
的模式：使用铁器的农学家从西北“穿越”
赤道森林，不断地大规模迁移，其人口压倒了原始狩猎采集者的人口。
这种推理与物理迁移运动作为文化变迁吸引力的解释恰好吻合。
在物理迁移运动这一点上，非洲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学家在更早的时候就在忙于从事把凯尔特人（Celts）从中欧拽到法国，把不列颠群岛和“雅利安人”
（Aryans）拽到印度的研究。
现在，我们对文化传播的理解变得更加微妙了。
尽管大量证据表明了语言、文化和技术在非洲及其他地方的传播，但“班图扩张”
模式被揭示得过于简单。
与其说强调人口的突然大规模流动，不如说在2000年的时间里可能经历的兴衰，思想的转变和人口的迁移同样重要。
我们对早期非洲的错误认识，虽然没有造成持久的影响，但它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尤其因为语言数据和技术是复杂的，掌握它们是费时的。
考古学被证明是一个更有价值的学科，虽然有时引用它的材料会有些棘手。
在其他大陆，考古学已经提供了大量关于人类社会在书面记录出现之前的证据。
考古学家记录了古地中海、近东、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和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大部分历史。
正如《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杂志中的几页内容所示，20世纪后期的考古学仍然很浪漫；但它现在是一门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科，这门学科对非洲的历史学家很有吸引力，因为非洲历史学家单薄的纪实记录几乎没有提供时间线索。
地层学的古老传统（通过挖掘定居点揭示的“时间层”
的记录），加上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和树轮年代测定的新技术，为人类遗骸、定居点和人工材料制品的年代测定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我们用地层学所得到的数据构建了长期变化的叙事。
在勾画非洲悠久历史的轮廓方面，考古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
然而，考古学家所能找到的答案仍然常常让历史学家失望。
非洲大陆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赤道森林地带，几乎没有被勘测过，更不用说进行大规模的挖掘了。
没有进行大规模挖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很难找到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挖掘地点。
许多地区历史上人口稀少，这就注定了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是相对罕见的，那些用经久耐用的材料建造的城镇则更为罕见。
几个世纪以来，就连萨赫勒的詹纳、廷巴克图和加奥（Gao）等城市的“古老”
泥造清真寺也一再被重建。
除了极少数（特别是著名的“大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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