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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基督教皈依者寥寥无几，但新教使团特别重视将《圣经》、赞美诗和祈祷词翻译成当地语言。
与《古兰经》最好是用原版阿拉伯文来听和读不同，基督教的《圣经》欢迎被翻译。
因此，往往是传教士，包括非洲和欧洲的传教士，带头将许多语言的口头交流形式转变为书面交流形式。
这项语言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使非洲人皈依基督教，但它也导致了大胆的新历史书面形式的出现，其中大部分书面形式是受到《圣经》本身的叙述驱动的启发。
基督教着眼于进步的未来，但它也产生了思考过去的新方法。
这一进程首先出现在基督教化、英语化和自我意识现代化的19世纪西非沿海贸易散居地。
它形成于非洲史学的两个开拓性里程碑中，这两座里程碑是塞缪尔·约翰逊的著作《约鲁巴人的历史》和卡尔·克里斯蒂安·林德尔夫（CarlReindorf）的著作《黄金海岸和阿桑蒂历史》（HistoryoftheGolddAsante，1895）。
两位作者都是为新教传教而被任命的牧师，约翰逊属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林德尔夫为瑞士巴塞尔传教协会服务。
约翰逊是约鲁巴人，其父母从奴隶船上被解放出来，在塞拉利昂登陆，他在塞拉利昂出生并接受教育。
林德尔夫是来自黄金海岸阿克拉地区的伽人（Ga），他的祖父是当地的丹麦商人。
两人都热衷于基督教的蓬勃发展和福音传播，都热衷于物质和道德的进步，都热衷于英国的统治。
他们认为，英国的统治对消除“异教”
和暴力的政治分裂及非洲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最终崛起至关重要。
这两本卓越的著作结合了密集的民族志观察、传统起源和详细的历史叙述，这些历史叙述是由个人经验、口头研究和古老的欧洲文字记录（林德尔夫的著作）构成的。
约翰逊的作品对约鲁巴人的身份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论述为一个统一“国家”
的历史叙述建立了模板，同时也刺激了其他当地历史学家著书立说——当地历史学家因约翰逊对奥约和伊巴丹城邦的偏见而感到不安。
重要的是，他和林德尔夫用英语写作，原因之一是对英语的掌握被视为一种进步的工具，原因之二是他们设想的读者包括欧洲人。
但这两本书在各自的原产地之外基本上都被忽视了，无法改变欧洲普遍认为热带非洲没有可恢复的历史的观点。
直到最近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全面地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无论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来源，还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先驱作品。
图13 翻译《圣经》。
一个由巴塞尔传教士和非洲牧师组成的团队，包括卡尔·克里斯蒂安·林德尔夫（右二），在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的阿博科比（Abokobi）对伽语版《圣经》进行修订（约1900—1902）。
摄影：马克斯·舒尔茨（MaxShultz）
非洲语言的翻译（及其标准化）工作一直延续到殖民统治时期。
记录当地历史传说的工作也是如此（见第五章）。
欧洲许多地区的行政人员强调使用当地方言，以便收集关于非洲臣民的情报，并向他们传达指示。
例如，英国殖民军队在西非和东非的指挥语言分别是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
许多早期的人种学者热衷于记录非洲语言，其中一些人的工作与协助殖民计划的工作密切相关。
所有这些都是第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非洲人的功劳，以欧洲人的名义出版的大量语言著作、人种学以及历史著作，都是匿名的“非洲线人”
辛勤工作的结果。
醉王：口头传说
非洲主义历史学家的先驱一代并没有对书面文献的中心价值提出异议。
不过，考虑到非洲大陆广袤的土地及其深厚的历史，这样的资料来源非常稀少。
如果以欧洲和伊斯兰地中海地区的游客而不是非洲人自己的记录为基础，非洲的历史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人们认为，依赖这些证据，可能会重复帝国历史上对“土著”
的处理中过于明显的无知化、物化、屈尊化和本质主义化。
由此，他们开始争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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