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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400磅的大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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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让观众直面艰难但不至于棘手的道德议题。
斯皮尔伯格珍视自己的商业成功并小心翼翼保持独立性，就是为了制作这样的电影。
他完全能够预料到这部影片将会引发风暴般的敌意。
该项目由制片人巴里·门德尔开发，凯瑟琳·肯尼迪向斯皮尔伯格提出拍摄计划，但多次被他拒绝。
他说：“我会把这个项目留给别人，留给那些比我更勇敢的人。”
但斯皮尔伯格已经可以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发表意见，并在合适的时候深入探讨有争议的话题。
他不怕失去观众的喜爱，愿意接受批判性的认可，这是他最令人钦佩的品质。
“如果我为了追求受欢迎而保持沉默，我将无法面对自己。”
他总结说，“我现在这个年纪，如果不去冒险，就将丧失自尊。
更何况，这对我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不知怎么回事，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里到处都是自己的影子，我无法否认这一点。
这激发了我内心的疑问和挣扎。”
“史蒂文知道自己在冒险。”
剧组成员夏兰·海因兹评论道，“他一定很清楚这部影片将带给他的负面影响。
这正是他的勇敢之处，因为他根本无须冒这个险。”
尽管《慕尼黑》（2005）并没有达到《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艺术高度，却在政治惊悚片的框架下妥善地处理了恐怖主义和复仇主题，并尊重了主题的道德复杂性。
斯皮尔伯格还记得和父亲在电视上看到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相关报道时的恐惧。
《慕尼黑》中仅仅用电视片段和零碎的娱乐节目描绘了那起事件，而亚瑟·科恩和凯文·麦克唐纳1999年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9月的某一天》则对该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叙述。
在大屠杀发生时，斯皮尔伯格甚至从未听说过“恐怖主义”
，只是对“犹太人再次在德国土地上被杀害”
感到愤怒和失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世界政治的兴趣和对犹太人事业的参与，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热情支持者。
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参与了《辛德勒名单》和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这让他经常需要对中东政治问题发表公开评论。
自由主义立场使他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独立问题上采取的强硬路线保持怀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慕尼黑》反而使斯皮尔伯格被一些作家谴责为以色列的敌人，而实际上拍摄这部电影正是基于他对以色列的深切情感。
“如果有必要，”
他对德国杂志《明镜》说，“我已经准备好为美国和以色列而牺牲。”
《慕尼黑》使他得以探讨自己对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所扮演麻烦角色的矛盾心理和担忧，以及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回应恐怖袭击的议题。
以色列筹划了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凶手，还有其他恐怖主义相关人士（有的也很牵强）的暗杀行动，以秘密计划的形式开始，即授权几个暗杀小组潜伏欧洲多年，暗中追捕目标。
最终，这个计划被公之于众，尽管其细节仍不为人所知，并且存在争议。
拍摄《慕尼黑》时，美国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并非巧合：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是否可以理所当然地违反国际法？有针对性的暗杀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复仇对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的灵魂有什么影响？政治暴力的终极责任应该归属于谁？在托尼·库什纳和埃里克·罗斯为《慕尼黑》创作的剧本中，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尔（林恩·科恩饰）定义了基本的道德困境：“每一种文明都有必要与自身的价值观达成妥协。”
《慕尼黑》的潜台词是美国对“9·11”
事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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