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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战》绝对是技术上的奇迹，它无缝地融合了大规模的物理特效和计算机生成图像，让无尽毁灭的噩梦般景象呈现于观众眼前。
斯皮尔伯格对技术的精湛运用常常令人惊叹，比如使用360度推轨镜头拍摄雷和家人驾驶小型货车逃出城，这一镜头与《横冲直撞大逃亡》中的镜头运动相似，但速度要快得多。
但没过一会儿，所有的精湛技巧和混乱场面都变得令人厌倦，尽管这部电影的节奏很快，却充斥着恐惧与歇斯底里的单调情绪，变得索然无味（范宁只是瞪大眼睛袖手旁观还尖叫不停）。
《世界之战》没有什么微妙或复杂之处，把一切都简化到斯皮尔伯格所谓的“原始”
水平。
正如他所说的，这部电影“抓住了我们的恐惧和弱点，以及恐怖主义的概念。
而恐怖主义在自以为受到保护的美国人心里，仍然是无关和陌生的。”
归根结底，这是一部在视觉和情感上都很粗糙的电影，一部过度紧张、古怪、机械的作品，对人类这个几乎不值得拯救的物种抱着一种悲观的看法。
《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罗杰·伊伯特认为外星人入侵缺乏逻辑性，他还表示三脚架飞行器是“笨拙的复古设计”
，他将《世界之战》描述为“一部包含耸人听闻场景的庞大而笨重的电影，但缺乏我们所期待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所蕴含的热情与欢乐的活力……斯皮尔伯格在《第三类接触》中呈现出的惊奇感怎么不见了？《少数派报告》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想象力又去了哪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之战》标志着斯皮尔伯格回归到了他年轻时对于外星人的看法，这种看法深受20世纪50年代科幻恐怖电影的影响。
在因为《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中对外星人的温和观点闻名之前，斯皮尔伯格曾在他极少放映的第一部故事片《火光》（1964）中，拍摄过充满敌意的外星人攻击人类的镜头，而在他未拍摄的电影《夜空》中，他也曾想拍摄类似题材的故事，最后把这个主意重新转变成《E.T.外星人》。
《世界之战》的制片人凯瑟琳·肯尼迪声称：“更极端、更黑暗的故事始终埋藏在他心中，现在他把那个故事讲了出来。”
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斯皮尔伯格谈到了这部电影，他说：“我当时想‘天哪，我真是个伪君子。
我在拍这些电影时，一直在宣称自己就像外星人和我们之间的亲善大使，而我居然开始拍一部关于外星人侵略地球的片子。
’”
也许事实是，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才再次改变路线，而且沉浸在布什时代盛行的仇外情绪中，这才是让他很烦恼的地方。
毫无疑问，斯皮尔伯格在《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中所展现的人性美德，并未体现在冷漠而公式化的《世界之战》中。
即便如此，由于汤姆·克鲁斯的出演和不间断的动作场面，当然也因为影片发自内心地挖掘了时代精神，《世界之战》票房大热，全球票房高达5.917亿美元。
由于《幸福终点站》在美国的惨淡票房表现（77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作为一个流行电影人的商业价值受到了质疑，尽管这部电影的海外票房几乎是国内的两倍。
凭借《世界之战》的巨大成功，这位59岁的导演得以继续成为好莱坞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人，也一扫先前不公正地笼罩着《勇者无惧》和《人工智能》等优秀影片的阴霾。
[2] 原文为米兰达权利（MirandaRights），又称米兰达警告（MirandaWarning），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
——译者注
[3] 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syndrome），又称自我能力否定倾向，是保琳（PaulineR.ce）和苏珊娜（SuzanneA.Imes）在1978年发现并命名的，是指个体按照客观标准评价为已经获得了成功或取得成就，但是其本人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能力取得成功，感觉是在欺骗他人，并且害怕被他人发现此欺骗行为的一种现象。
——译者注
[4] 《审判》是著名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创作的长篇小说。
——译者注
[5]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爱尔兰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69）。
他以创作荒诞派戏剧闻名。
代表作品包括《等待戈多》《马洛伊》《马洛纳正在死去》等。
——译者注
[6] 阿特·凯恩（ArtKane），在1958年为《时尚先生》杂志拍摄了一张纽约所有顶级爵士音乐家的合影。
这张照片中，爵士音乐家们都站在纽约第125街车站附近的一处褐石屋前。
纪录片《哈勒姆美好的一天》汇集了对照片中许多音乐家的采访。
——译者注
[7] 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水星剧场广播》栏目上演了根据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小说《星际战争》改编的广播剧，由23岁的奥逊·威尔斯导演。
当时的一些听众以为这是真实的新闻播报，很大一部分美国人都陷入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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