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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也曾试图将《辛德勒的名单》转手给其他导演，其中一位就是罗曼·波兰斯基[11]。
波兰斯基小时候曾被限制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区，1943年3月13日，他穿越了封锁线的铁网逃了出来，就在那天犹太人区被纳粹彻底清理。
战争结束前，波兰斯基都在东躲西藏。
他的父亲也活了下来，但母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于毒气。
斯皮尔伯格多次拜访波兰斯基，希望他执导《辛德勒的名单》，但是波兰斯基不想再让童年时期的悲惨经历重演。
1988年，斯皮尔伯格提出为马丁·斯科塞斯制作这部电影，当时马丁·斯科塞斯刚刚收到由斯蒂文·泽里安创作的一部新剧本。
在放弃了《辛德勒的名单》的艺术控制权后，斯皮尔伯格再次改变主意。
斯皮尔伯本来计划翻拍1962年的惊悚片《恐怖角》，但后来将这部可能更容易获得商业成功的影片给了斯科塞斯，换回了《辛德勒的名单》，而斯科塞斯在1992年为安培林执导了《恐怖角》。
国际事件也促使了斯皮尔伯格采取行动，“当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每天都在报道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暴行，那些行为就像纳粹死亡集中营里发生的一样，甚至出现了‘种族清洗’这个可怕的词语，简直就是‘最终解决方案’的翻版。
我当时想：我的天哪，这种人间惨剧又发生了……更可怕的是，电视和纸媒却给大屠杀的否认者提供了大量报道，那些人声称大屠杀从未发生，否认600万人的死亡，只为了掩盖某种真相。”
在拍摄《铁钩船长》时，斯皮尔伯格本来选中了“史蒂夫·泽里安的剧本。
我把这剧本放着一年没读过了，然后快速翻阅了一下。
接着我突然对快要睡着的凯特说：‘我的下一部电影想拍《辛德勒的名单》。
’”
在说服自己拍摄奥斯卡·辛德勒故事的过程中，斯皮尔伯格对这位无私的企业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因为他的工人也称他为“总监先生”
（HerrDirektor，德语）[12]。
和辛德勒一样，斯皮尔伯格多年来也在商业成功和社会责任，个人利益以及造福人类的矛盾之中挣扎。
那个曾经告诉希德·谢恩伯格，自己在做“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生意”
的人，将他的主人公描述成正在做“奥斯卡·辛德勒的生意”
。
和辛德勒一样，斯皮尔伯格也是一个被驱使着随波逐流，在他人的认可中寻求成功的人，直到获得声望的代价变得过高。
斯皮尔伯格招致了一些批评，因为这部大屠杀电影的主角不仅不是犹太人，还曾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
用肯尼利的话说，辛德勒代表了“一个想象中的人物：一个善良的德国人。
不知怎么就像善良的妓女一样受欢迎。”
辛德勒在电影中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克拉科夫的一个酒吧里，在去讨好纳粹军官之前，他正在往西装翻领上别纳粹十字。
有证据表明，辛德勒加入纳粹党更多是出于犬儒的机会主义而并非意识形态认同。
当然，如果电影中承认他曾是德国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的特工，后来在战争中作为帮助犹太人地下组织的双面间谍的话，可能会为这个人物增加另一层复杂性。
斯皮尔伯格并没有拍一部以安妮·弗兰克[15]这样的纳粹主义受害者或拉乌尔·瓦伦堡[16]这样的纳粹主义英勇反对者为中心的电影，而是选择了挖掘敌人的思想。
斯皮尔伯格终其一生都在与种族同化和种族偏见作斗争，这使他像种族歧视的幸存者和受害者那样，成了非犹太人的敏锐观察者，并对“他者”
的阴暗面产生了关注。
“我们对纳粹主义既着迷又恐惧，”
斯皮尔伯格在完成《辛德勒的名单》后评论说，“我想，正是那种恐惧让我们渴望对纳粹主义有更多的了解。”
在专注于表现这个非典型的纳粹分子从加害者逐渐转变为救助者的过程中，斯皮尔伯格对无法无天的恶魔阿蒙·戈特（拉尔夫·费因斯饰）也进行了深入刻画。
这个恶魔被肯尼利描述为“奥斯卡·辛德勒的邪恶兄弟……如果奥斯卡受到某种欲望驱使，可能也会变成戈特那样丧心病狂的刽子手。”
也许《辛德勒的名单》最让人惊讶的部分就是斯皮尔伯格对戈特扭曲心灵的敏锐洞察，甚至挖掘出戈特心中潜藏的一丝人性。
斯皮尔伯格并不满足于将戈特塑造成一个形象单一的恶魔，而是更令人不安地，将这位纳粹对其犹太女仆海伦·赫希（艾姆贝丝·戴维兹饰）既迷恋又暴虐的复杂情感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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