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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主教徒，他对大屠杀知之甚少，而且对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不甚了解。
我一听到这话就很生气，我对他说：‘这才是他应该写这本书的3个原因。
’”
这是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因为肯尼利兼收并蓄的作品具有作者所称的“对种族和不同种族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的关注”
。
肯尼利将这种关注归结于一个事实，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从一个“声名狼藉的爱尔兰罪犯”
变成最先意识到澳大利亚原住民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
就像辛德勒一样，肯尼利曾经也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从前一直对天主教徒的道德参与非常感兴趣，”
作者强调，“当你成为一个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施恩惠给尽可能多的男人和女人们，然后开始一番事业。
对我来说，辛德勒就是一个典型的堕落天主教徒。”
由普费弗伯格作为联络人和说客，肯尼利走访了好几个国家，采访了将近50名“辛德勒的犹太人”
，以确保《辛德勒的名单》的准确性。
“这也许是本小说，”
他说，“但绝不是虚构的。”
他之所以会以小说的形式来诠释这个故事，是因为他认为“辛德勒的自相矛盾正是这本小说所需要的。
矛盾是让小说家兴奋的东西。
自始至终的英勇，没有光影交杂的矛盾那么有吸引力”
。
谈到电影的时候，他说：“原著作者对电影改编最大的担忧是电影是否保留了小说中模棱两可的地方，这些内容是真实存在的。
但我必须说，这种模棱两可最为引人入胜。”
“拜托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拍摄呢？”
1983年，波德克·普费弗伯格第一次和斯皮尔伯格见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10年之后。”
斯皮尔伯格回答。
最终，他履行了那个诺言。
斯皮尔伯格早已预料到，要鼓起勇气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是多么困难。
在他犹豫不决的10年里，这个项目“让我感到内疚”
，他说，因为普费弗伯格不断提醒我，他已经活不了多久[10]。
斯皮尔伯格不断将这个承诺延期。
表面上是因为他找不到可用的剧本（先是肯尼利的剧本，然后是科特·路德特克的），但主要是因为他在感情上还未准备好“面对身为一个电影人的责任……在我强烈的娱乐欲望中，我不断地将这个项目推迟”
。
在外部压力与内在压力的双重压迫下，他突然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成长”
了许多。
1987年，斯皮尔伯格愤怒地告诉《华尔街日报》：“我认为某些人很想看我拍出一部揭露人性阴暗面的电影，当观众们看完电影回到自己的轿车中仍然心情复杂，而且并不会感觉更好。
如果那些影评人还想在我的电影中感受更多的痛苦，他们只需要给我200万美元就好，这些钱足够拍一部有关痛苦的电影，我真的会拍的。
我不会要求华纳或者环球来资助我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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