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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加州大学毕业后，泽米吉斯和他的编剧搭档鲍勃·盖尔为环球创作了电视剧本，并合作了两部未投入制作的故事片，其中一部名叫《坦克》。
故事讲述了一群持不同政见者为了抗议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到国民警卫队军械库偷了一辆谢尔曼坦克，威胁要炸毁芝加哥的一栋大楼。
《坦克》引起了编剧兼导演约翰·米利厄斯的兴趣，他回忆说，泽米吉斯和盖尔“到我在米高梅的办公室来找我，就像发疯的野人一般，胡话连篇”
。
“伙计们，”
米利厄斯粗声粗气地说，“这个剧本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的无责任感，我很欣赏。”
和蔼可亲的米利厄斯是个彻头彻尾的战争狂人，身材魁梧又爱吹牛，喜欢用自己的复古政治主张来挑战好莱坞的自由派，其立场甚至比约翰·韦恩[5]还要偏右。
1975年，米利厄斯接受《每日综艺》本书作者采访时宣称：“我只是非常痛恨自由主义者和所谓的文明人。”
斯皮尔伯格曾将这篇文章的剪报寄到了米利厄斯的办公室，附在一块木板上，上面用猎刀插着一块血淋淋的生肉。
米利厄斯的A队制片公司（A-TeamProdus）签了合同为米高梅制作电影。
于是泽米吉斯和盖尔被雇来写一部名为《日本鬼子偷袭之夜》的二战影片。
尽管日裔美国人的反对迫使米利厄斯暂时将电影名改为《日本人突袭之夜》，但剧本对战争初期洛杉矶居民歇斯底里的反日情绪进行了深刻嘲讽，几乎冒犯了所有人。
斯皮尔伯格后来将片名改成了《旭日东升》（TheRisingSun），最后又改成了《一九四一》。
这两个鲍勃[6]开始每周四和斯皮尔伯格、米利厄斯一起，去洛杉矶北部纽哈尔路的橡树射击俱乐部玩。
米利厄斯向斯皮尔伯格介绍了双向飞碟射击运动。
这个男人之间的游戏，是米利厄斯和他那些爱好枪支的好莱坞朋友们联络感情的方式之一，“在电影圈里，有枪的人很多，有收藏者、猎手、体育射击爱好者，还有很多人买枪是为了自卫”
。
国家步枪协会发言人，同时也是米利厄斯的好朋友查尔顿·赫斯顿，在1995年的自传《射击场上》（IntheArena）中写道，“我甚至怀疑，电影人中的秘密枪支爱好者比深柜的同性恋者还要多。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拥有加州最好的枪支藏品之一，但从未提起，也从未在公开场合开过枪。
你能想象好莱坞里最著名的电影人还要顾及自己的名声吗？”
斯皮尔伯格在亚利桑那州时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射击，现在仍是橡树射击俱乐部的常客。
“他是很棒的射手，”
俱乐部会员，同时也是世界级目标射击射手的罗伯特·斯塔克说，“他的反应力不错。
飞碟射击是一项非常精细、高度复杂的运动，需要高度的专注力。
他得过很高的分数。”
橡树射击俱乐部的“男孩之夜”
，少不了去途中一家名叫“汤米家”
的汉堡店就餐。
“史蒂文有一台便宜的超8摄影机，”
米利厄斯回忆说，“我们在汤米家吃饭，身上沾着辣椒酱，在车上呕吐还模仿大脚怪。
史蒂文把这些精彩影像都拍了下来。
正是那些号叫的疯狂夜晚，催生了《一九四一》。”
这部电影后来被改编为漫画书，斯皮尔伯格在对这本书半开玩笑的介绍中写道：“我一下就被剧本吸引住了，因为它十分通俗易懂，似乎是由两个家伙写的，他们对文学的涉猎只有经典漫画。
我最初的直觉没有多少偏差：后来我了解到，两位编剧唯一的写作经验就是在公共建筑的墙壁上喷绘亵渎神灵和种族歧视的污言秽语。
我在圣费尔南多谷一家当地的汉堡快餐店继续阅读他们的剧本初稿。
里面的一些段子非常有趣，我笑得吐了出来。
正是这种恶心的感觉让我有把它转化成电影影像的冲动。”
两位鲍勃在《第三类接触》的外景地莫比尔花了5个星期重写《一九四一》的剧本，随后返回洛杉矶，开始创作一部讽刺披头士狂热的剧本《一亲芳泽》，这是第一部斯皮尔伯格只参与制片不参与导演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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