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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去找政府，想要揭露整个事情，然而政府为他提供了无上限的资金，用于秘密接触外星人。
所以他花了接下来的15年时间来做这件事。
但他最终发现与外星人接触的关键并不在宇宙之中，而是埋藏在他的体内。
“史蒂文最终的成片中，唯一保留下来的是那个地点原型，长在他心里的那座山，以及结尾的部分内容。
我做的只是创造了那个集李尔王与圣保罗为一身的角色，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英雄，而史蒂文不喜欢这个人物。
因此很显然，我们的合作只能够到此为止，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此。
我说：‘我拒绝将这样的主角送去外星，作为地球智慧的第一例样本，他却梦想去外星开麦当劳的分店。
’而史蒂文说：‘我就是想将这样的人送去外星。
’史蒂文对弗兰克·卡普拉式的普通人的痴迷，与我对救世主的宗教迷恋截然相反，我想要一个圣经式的人物将我们的消息传到外太空去，我想要创造一种再次布道。
幸运的是，聪明的史蒂文知道我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
他想要拍自己能接受的电影，这一点也无可指摘。”
1978年，当被《奇想电影》（tastique）杂志的记者唐·谢伊问及，除了施拉德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了剧本的创作时，斯皮尔伯格回答说：“没有，只有我一个人。”
然而，在那次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导演承认他在故事上得到了长期合作伙伴霍尔·巴伍德与马修·罗宾斯的帮助，他们在影片结尾还饰演了两名从飞船里出来的返航飞行员。
为《第三类接触》做出过贡献的其他编剧还包括在施拉德离开后完成第二稿的约翰·希尔、大卫·吉莱尔，以及在影片开拍前不久与斯皮尔伯格一起在纽约的雪莉-尼德兰酒店中对剧本进行润色，后来还参与了莫比尔外景拍摄的电视喜剧编剧杰瑞·贝尔森。
据茱莉亚·菲利普斯所说，哥伦比亚影业为“剧本一次接一次的秘密重写”
支付了费用。
在筹备阶段，斯皮尔伯格跟插画家乔治·詹森就电影的概念工作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交流讨论，内容主要关于视觉上的构思，乔治·詹森根据这些讨论画了数千幅场景图和色彩草图。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们一起构思了7组主要镜头——包括电影最后30分钟都是幻象的部分。”
在拒绝了施拉德与希尔的剧本之后，斯皮尔伯格在他剪辑与宣传《大白鲨》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剧本草稿。
他觉得自己的剧本“结构很好，但有些角色简直令我抓狂……我发现写作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比导演困难得多，因为它需要你集中精力，而我并不是一个专注的人……说白了就是，我不是个编剧，我也不喜欢写作。
我更愿意合作，我需要聆听新的想法。”
然而斯皮尔伯格在自己代表作的“创作者”
问题上有很强的占有欲，他希望在最后的演职人员表上简单地写上“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编剧及导演”
，好似与别人分享对故事或剧本的功劳都会削弱他在观众或自己眼中的创造性。
他坚持独立署名剧本创作，可能不仅因为这个作品自身的强烈个人特质，更是因为害怕参与过这部影片的人抢走那些在他看起来更应该是归于自己的功劳，正如有关《大白鲨》的一系列事件中他认为自己遭遇到的一样。
这种焦虑往往是导演的职业病，尤其是像他那种一举成名，突然发现自己权力急剧膨胀的年轻导演。
斯皮尔伯格在1982年承认，《大白鲨》的成功起初“对我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那不过是侥幸……我开始相信那是场意外，当人们说它永远不会再发生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说《大白鲨》的成功与其归结于我所付出的努力，不如说是因为占尽了天时地利。”
对付这种不安全感的一种典型防御机制就是夸大自己真正的成就或功劳，最后声称自己无所不能。
茱莉亚·菲利普斯在《你再也不能在好莱坞吃午餐了》一书中写道，斯皮尔伯格“让我对每一位给剧本有贡献的编剧施压。
当编剧工会坚持要进行仲裁时，我让施拉德和格雷迪（她为另一位编剧起的化名）放弃了他们的署名权”
（拍摄《第三类接触》时与斯皮尔伯格闹翻的菲利普斯在1991年接受《洛杉矶》杂志的采访时，将斯皮尔伯格称为“编剧遇到的终极恶霸”
）。
施拉德回忆说：“在史蒂文的要求下，我退出了关于剧本署名权的仲裁，但是我后来一直后悔这么做，因为这关系到我那2.5%的参与分成。
所以我相当于放弃了好几百万美元，但事情就是这样。”
迈克尔·菲利普斯认为，斯皮尔伯格独立的编剧署名是恰当的：“保罗·施拉德写的完全是另一部电影。
保罗更为严肃地探索了由怀疑者到信徒的宗教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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