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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和他争论了很久，我说：‘如果他们这么先进，他们根本就不屑于碾压我们。
换作我们会这么做吗？如果我们在火星上发现了低等生命，我们会奴役他们还是帮助他们？’他深入并最终超越了这个问题，最后创作出饱满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第三类接触》与《地球停转之日》很像。”
然而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对《第三类接触》的盲目乐观提出了质疑：“我们凭什么确信一个文明程度远先进于我们，甚至能将飞船开到地球上的外星物种不会像欧洲白人入侵者对待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非洲黑人与南太平洋原住民那样对待我们？……就让我们祈祷这部人道主义的、引人入胜又精彩绝伦的电影所梦想的未来是正确的吧。”
就像《火光》，《第三类接触》也是一部将众多科幻电影主题和原型兼收并蓄的集成型作品，但比《火光》更为复杂。
它与少数几部打破冷战思维常规的电影最为相似，这些电影将外星人描绘成相对善良的形象，包括《地球停转之日》和《宇宙访客》。
斯皮尔伯格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阿瑟·克拉克，也对这部作品影响颇深。
克拉克1953年的小说《童年的终结》和短篇小说《哨兵》都讲述了外星人帮助地球人达到精神进化的更高境界的故事，也启发了斯坦利·库布里克1968年的经典电影《2001太空漫游》。
更不为人知的是，斯皮尔伯格还借鉴了其他类型中他最为喜欢的电影。
虽然他将关于被绑架儿童的情节提议归功于哈尔·巴伍德和马修·罗宾斯，但斯皮尔伯格显然也受到了约翰·福特的西部片《搜索者》中对同一主题的处理和一些视觉元素的启发。
他在《第三类接触》的片场又将《搜索者》看了两遍。
斯皮尔伯格还借鉴了弗兰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中表现家庭关系紧张的场景。
他注意到了“将平凡人置于超凡情境之中”
的主题（例如电影中设置的由弗朗索瓦·特吕弗饰演的UFO专家），使得《第三类接触》与卡普拉和希区柯克的作品形成了互文。
“在拍摄《第三类接触》时，史蒂文每天晚上都会看一两部电影，”
摄影师维尔莫什·日格蒙德回忆道，“每天晚上他都在看电影，以此得到更多想法。
他们将这些想法都用故事板记录下来，我们每天都要增加4幅草图。
然后史蒂文又会去看电影，我们就得增加草图的数量——突然4张增加到5张，后来又变成6张。
某天史蒂文向剧组抱怨说：‘我们得拍快点。
’经验丰富的老灯光主管厄尔·吉尔伯特说：‘史蒂文，如果你每天晚上不去看那些该死的电影，我们就能按时完工了。
’”
《第三类接触》将这些纯粹虚构的故事元素与二战后大量关于UFO目击事件的报道和民间传说融合在一起。
现代的“飞碟”
现象可以追溯到斯皮尔伯格的幼年时期，肯尼斯·阿诺德于1947年6月汇报自己在太平洋西北部上空看到了9个碟状发光体。
外星人来访的可能性激发了一种极度恐慌和期待混合的复杂情绪，尤其对于那些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爱幻想的孩子们。
斯皮尔伯格十分渴望逃入超凡脱俗的梦幻世界。
卡尔·荣格在其1959年出版的《飞碟：天空中所见事物的现代神话》一书中指出，人们对UFO的深信不疑源自一种“由集体的焦虑、危险或必要的精神需求引起的紧张情绪”
。
冷战和对核战争的集体焦虑在斯皮尔伯格的成长年代进一步刺激了这种紧张情绪。
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对UFO的兴趣广泛复苏，而此时正值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给美国人的心灵造成了异常严重的“集体焦虑”
，这两者也许并非巧合。
斯皮尔伯格在1973年拍摄的《第三类接触》中提到了“UFO和水门事件”
，表明他心中也认同这种联系的存在。
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家庭问题和在同龄人中寻求社会接纳的困难，也促使他幻想与外星人接触。
另一位研究UFO现象的心理学家肯尼斯·林指出，当一个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学会如何“在对创伤的回应中解离（dissociate）”
时，他“更有可能对另类现实变得敏感”
。
虽然斯皮尔伯格谨慎地自称是这个话题上的“不可知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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