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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说过做过之后,我就被遗忘了。
我才是制片人啊。”
1968年7月6日,拍摄《安培林》的第一天,布里斯在efx的摄影棚里看到斯皮尔伯格的某个举动时突然紧张起来,他“当时在拍摄一段火柴点燃篝火的移动长镜头。
就故事来说是合理的,但他不肯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
我知道胶片是我们最昂贵的耗材,如果整部电影都这么拍,我们会用掉一万英尺胶片。
我大声喊道,‘卡!’史蒂文就发飙了:‘没人能在我的片场喊“卡”
!’我吸取了教训,从此我再没在片场喊过‘卡’。
我觉得他从未原谅我。”
“第一个周末,丹尼斯差点撤销了整个项目,”
达维奥说,“那个周末我们拍摄了篝火的场景,到周六结束时我们已经用掉了三四倍当日配额的胶片。
丹尼斯说:‘到此为止了,我们现在就撤吧。
我负担不起了。
’我们只好说:‘好吧,我们会听话的,我们会听话的!’第二天我们小心翼翼,只用了很少的胶片,这样我们才能前往沙漠拍点‘真东西’。”
对他的导演权威的测验一旦结束,斯皮尔伯格似乎就能得心应手。
在接下来的八天里,拍摄工作转移到了洛杉矶北部梨花城附近的沙漠地区。
“梨花城7月的温度可达105华氏度,”
达维奥回忆,“根本不适合人类带着摄影机出外景。”
除了身体上的折磨,斯皮尔伯格对参与拍摄的每个人都“好极了”
,霍夫曼说:“我们只是群孩子,绝对的业余爱好者。
史蒂文和大家相处得很好,他和任何人都能立即搞好关系。
不管你是谁,他都会指引你。
此外他也提前做好功课和准备。”
斯皮尔伯格甚至用自己的8毫米摄影机记录下了《安培林》的摄制过程。
“人们会问:‘你是怎么认识斯皮尔伯格的?’”
达维奥笑着说,“我开始真正了解斯皮尔伯格是当我和他一起连续8天高强度地拍摄日出和日落的时候。
每天早上他都想起来拍日出。
‘史蒂文,我们昨天的日出拍得很棒了。
’‘是的,但今天的可能会更好!’我们的拍摄非常随意,史蒂文边走边拍。
我们拍了日出,之后又拍一整天,再拍日落。
然后我们开车进城,去特艺公司看前一天的样片。
史蒂文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如何在重拍时把这个小小的镜头拍得更好。
我们开车回来,上床睡觉,然后,砰!清晨5点,史蒂文就起来了,大叫‘快起床!快起床’。”
《安培林》剧组成员中后来继续在好莱坞工作的包括:作曲家迈克·劳埃德;斯皮尔伯格十几岁的妹妹安妮,她当时担任场记并负责准备食物;制片助理索姆·艾伯哈特,当时是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学生,现在已是一名导演;制片助理罗宾·C.钱柏林,后来制作了电视剧《插翅难飞》(Wings);摄影助理唐纳德·E.海策尔,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曾与达维奥合作拍摄过摇滚短片,后来成为制片助理和制片经理。
在霍夫曼的记忆中,所有人都对这部影片倾注了心血,但对某些人而言,它只是一种劳动,而且是无偿的劳动。
海策尔说,工作人员们在条件严苛的外景地起早贪黑地辛苦干活,等回到沙漠里的小旅馆时早已“筋疲力尽”
。
布里斯回忆,剧组人员一直在换,因为“有人会说‘就这样吧,我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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