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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被捉弄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曾经欺负过斯皮尔伯格的孩子。
1965年6月18—19日，在森尼维尔市英勇骑士餐厅举行的通宵毕业派对上，这部电影被放映了好几次。
斯皮尔伯格以为那个人看完对自己的恶搞后会很生气。
但那个孩子在看完电影后“好似变了一个人”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他说这部电影让他笑死了，他希望能更好地了解我。”
1965年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岘港后，越南问题横空出世。
征兵问题就像乌云一般，笼罩在斯皮尔伯格班上孩子们的头上。
那年的高中毕业生不得不面对征兵、是否上大学和在哪里上大学这一更为传统的问题。
征兵法案要求年满18岁的年轻人必须登记入伍。
1964年12月，斯皮尔伯格18岁那年，正在萨拉托加高中读高三，不得不报名入伍。
他喜欢把自己的故事编得很好听，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他与义务兵役制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发生在几个月前，当时他正在排队等着看《奇爱博士》在圣何塞第一周周末的放映：“我妹妹拉上爸爸，拿着装有兵役登记表的信封跑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被划为1-A，得到应征入伍的资格。
我太担心自己会被派去越南，于是不得不好好欣赏了两遍《奇爱博士》。
那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部多么经典、多么奇异的电影[21]。”
斯皮尔伯格在高中毕业那年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除了涉及种族和民族歧视的问题，参军他更是不想。
他没有陪奥古斯汀和其他朋友参加1965年春天在旧金山针对林登·约翰逊的反战抗议。
但据奥古斯汀说，斯皮尔伯格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反战情绪，这使他在质疑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问题上，站在他那一代许多人的前列。
谈到决定去加州大学长滩分校上大学，而不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环球影业时，史蒂文说道：“实际上我去那里上学，只是为了不去越南服役。
如果不是征兵的缘故，我可能根本就不会上大学。”
斯皮尔伯格的第一志愿是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两所学校著名的电影学院，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所学校都因为其平庸的学业成绩而拒绝了他（他错过了其中一场入学考试，因为他的朋友丹·胡博伊的德索托老爷车在他们赶往圣何塞州立大学参加考试的路上坏掉了）。
舒尔回忆说，“史蒂文的成绩并不好，他很沮丧，因为他没能去成这两所大学（南加大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的电影学院”
。
甚至查克·西尔福斯向这两所大学的说情也无济于事。
1965年春天，据舒尔说，斯皮尔伯格“已经开始着手B计划”
，这就意味着，当他专注于通过自己独立的方式挤进电影行业时，可以只把大学作为一个挂名的地方。
“当每个人都争相讨论说他们要去哪所大学时，”
吉恩·史密斯回忆，“斯皮尔伯格说：‘我要去长滩州立大学。
’我吃了一惊。
我觉得他那么聪明，怎么可能去一个州立大学呢？他说他的成绩考不上南加大，长滩州立大学也有一个很棒的电影艺术系。”
事实上，长滩州立大学当时根本没有电影系，只是在广播和电视系开设了电影课程。
但是长滩州立大学对斯皮尔伯格有着至关重要的吸引力：它位于南加州，距环球影业不到一个小时车程。
斯皮尔伯格可以一面应付学校的事务以避免服兵役和安抚父亲，一面跟环球影业制片厂的人保持联系，继续拍摄自己的电影。
显然斯皮尔伯格想要得到免服兵役的额外保护，以免他无法进入大学或失去学生延期服役的机会。
克里斯·霍登菲尔德在为1978年的《滚石》杂志专访斯皮尔伯格后写道：“心理医生让他避免了去越南服役。”
“18岁的时候，我去看了心理医生，主要是为了免服兵役，”
斯皮尔伯格告诉霍登菲尔德，“我真的一个问题也谈不清楚，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找心理医生帮我解决的核心难题，所以我只想找他谈谈。
有时我觉得心理医生对谈话过程中长时间的停顿感到很不耐烦，因为他会坐在那里抽烟，而我坐在那里无话可说。
我记得当时的感觉，尽管如此我还是支付了每小时50美元的费用，我也应该让他开心点。
所以我每周会去一次，在那55分钟里编故事。
有时候，坐在他办公室椅子上产生的想法，给了我很棒的电影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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