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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他作为犹太人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犹太人。
他邀请我光明节时去他家里参加庆祝活动。
晚饭后，他的妈妈和爸爸就吵起来了，我夹在中间。
史蒂文指着他们说：‘这就是犹太人的生活——你有天多喝了一杯酒，就可以对别人大喊大叫。
’我们逃离了他家，我离开是怕史蒂文太尴尬。”
奥古斯汀觉得斯皮尔伯格深受父母婚姻的困扰，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处于离婚边缘，对彼此都很愤怒，却还是勉强忠于对方。
据奥古斯汀回忆：“斯皮尔伯格认为他父母的宗教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虚伪的，因此怀疑犹太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宗教——也许它能够在谈话和仪式中表达出来，但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实践。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不把犹太教当作一种宗教。
史蒂文和我一样，对其他宗教很好奇。
他曾和我还有其他同学一起去参加天主教弥撒。”
斯皮尔伯格在高中时对纳粹的“黑色”
幽默情有独钟，这似乎是发泄自己身为犹太受害者的痛苦和愤怒的渠道。
藐视禁忌，把大屠杀当作黑色喜剧，或许可以减轻他的痛苦。
尼采说：“笑话是情绪的墓志铭。”
在犹太人和纳粹的角色之间快速切换，斯皮尔伯格可能使自己在心理上远离了在这个混乱、痛苦和自我憎恨的可怕时刻所处的困境。
这个男孩承认自己“身为犹太人而感到羞愧”
，他“想要成为一个非犹太人的迫切感，就像想成为一名电影人那样强烈”
。
他也许有种强迫的想法，想要将自己代入敌人的角色里。
斯皮尔伯格离开凤凰城后回忆说：“我的生活有了变化，我两年没拍电影了，当时我正努力从高中毕业，想取得不错的成绩，然后申请一所大学。
我开始认真学习。”
尽管他在一个新城市和新学校度过高中最后一年的压力，让他不可能完成任何像《火光》这样雄心勃勃的事情[18]，但在萨拉托加的那一年里，斯皮尔伯格并没有完全放弃一名电影人的工作。
他通过拍摄高中橄榄球比赛和另外两部电影来保持练习，虽然成本不高，但依旧充满了想象力。
斯皮尔伯格在凤凰城念高二时，肯尼迪总统遇刺。
这是婴儿潮一代的分水岭事件，标志着他们政治无知的终结和对美国政府不信任的开始。
斯皮尔伯格和奥古斯汀都是已故肯尼迪总统的狂热崇拜者，他们想找到某种方式来宣泄对肯尼迪之死的痛苦和愤怒之情。
“我有一把木制的肯尼迪摇椅，”
奥古斯汀回忆，“这把摇椅是为1964年的总统大选制作的，在肯尼迪遇刺后不久就进入市场。
你给摇椅上好发条，它就会播放《快乐的日子又回来了》（HappyDaysAreHereAgain）这首歌。
我把摇椅拿给史蒂文看，他觉得这很讽刺，因为这个东西刚好在肯尼迪遇刺后才推出。
他觉得人们应该看到这种讽刺[19]。”
在奥古斯汀的帮助下，斯皮尔伯格为这把音乐摇椅拍摄了一部三分钟短片，把一个看似病态的笑话变成了肯尼迪总统的挽歌。
奥古斯汀说：“他在自家屋外落日余晖下的麦田里拍摄。
我拿着纸板盒上的一块硬纸板或纤维板在麦地里上下扇动，制造波浪效果。
摇椅随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撕心裂肺的声音慢慢地往下倒去，镜头戛然而止。
斯皮尔伯格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还拍了几个同学在沙滩上抬头仰望天空的镜头，他们都畏畏缩缩，捂着眼睛。
他剪辑这部影片时，恶作剧般地戏仿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群鸟》，把“俯冲轰炸”
的海鸥和同学们在沙滩上做出畏缩反应的镜头剪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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