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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个孩子那么小，那扇门又那么大，门外有太多的希望和危险。”
希望和危险，斯皮尔伯格赋予这两个词同等的分量。
但多年来，大多数美国评论家都轻蔑地认为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痴迷于把电影当作玩具的老顽童，无法成熟地处理生活的阴暗面。
宝琳·凯尔[3]曾在《纽约客》上称赞《第三类接触》是“某种意义上最好的儿童电影”
，她后来抱怨，“与其说斯皮尔伯格做了什么，不如说他鼓励了什么。
其他人都在模仿他的幻想，结果却导致了文化的低幼化。”
斯皮尔伯格的公开声明也没能阻挡人们对他的生活和工作做出如此贬低的评价。
1982年，他说自己“仍是个孩子……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我可能还承担不了社会责任，内心深处也并不想直面世界。
事实上，我不介意直面世界，只要我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台摄影机。”
这番道歉中包含着一定的事实，甚至连他的崇拜者也对斯皮尔伯格的成长和发展潜力感到担忧：他会不会继续逃避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男人和一个电影人的责任，沉溺于他对刺激冒险孩子气的喜爱（《夺宝奇兵》系列电影）、幼稚的幽默和夸张的制作（《一九四一》《铁钩船长》等）以及特效的奇幻盛宴（《鬼驱人》《侏罗纪公园》等）；然而，当踏入成熟的“性”
领域时（《紫色》《直到永远》等），自觉地变得轻佻？他能够克服面对观众和面对自己的焦虑吗？在其职业生涯中，他只是断断续续地谈及这类具有社会意识且富有争议的话题。
在他的重要年份（1993年），见证了《侏罗纪公园》凭借近10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打破《E.T.外星人》的票房纪录后，斯皮尔伯格终于用《辛德勒的名单》使许多诋毁他的人闭嘴。
《辛德勒的名单》是他最精湛的作品之一，改编自托马斯·肯尼利的小说，讲述了一位非犹太商人从大屠杀中拯救了1100名犹太人的故事。
这部电影被誉为“一场盛大的成人礼，一种成人仪式……标志着他的作品开始进入情感的成年期。”
这种赞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暗示在斯皮尔伯格作为专业导演的第一个25年里，他从未完成一部严肃的、成熟的成人电影。
这种假设不公平地诋毁了他那些最好的早期作品：从具有重大意义的电视电影《决斗》，到永恒的科幻经典《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以及虽有不足但感人至深的剧情片《紫色》和《太阳帝国》。
在斯皮尔伯格凭借《辛德勒的名单》开始频频获奖后，他的小学老师帕特里夏·斯科特·罗德尼评论道：“我听他说‘我终于拍出了一部严肃的电影’，我将这看作斯皮尔伯格式的幽默。”
“那些对我的成长表示惊讶的批评家其实根本不了解我，”
斯皮尔伯格说，“这根本不是成长。
《辛德勒的名单》对我来说是最自然的经历。
我不得不讲这个故事，我就生活在它的边缘。”
但很少有人，尤其是斯皮尔伯格本人，质疑《辛德勒的名单》标志着他艺术的极大进步和他个人中年时期的成功。
“我觉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我拉回传统。”
他当时说。
这部电影是他个人与犹太身份长期斗争的**，这场斗争帮助他决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以及他作为一名受欢迎的大众电影人的定位。
在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及这种斗争：
“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感到舒服过，”
他承认，“因为我从来都不属于大多数人……我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我想和其他人一样……我想成为一个非犹太人的渴望，就像我想成为一名电影人一样迫切。”
“我曾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羞愧，但现在我内心充满了骄傲。
这部电影和我一起经历了从耻辱到荣耀的心路历程。
有一天，我妈妈对我说：‘我真的想让人们在某天看到一部你拍的、关于我们和我们身份的电影，不是作为一个种族，而是作为人本身。
’《辛德勒的名单》就是这部电影。
这是献给她的礼物。”
斯皮尔伯格早期对其犹太根源的拒绝和之后对此的逐渐回归，是一种他与许多犹太人共有的经历——他们都是二战和大屠杀后的婴儿潮一代。
他是第二代美国犹太人的孩子，他们脱离了自己的根。
对他们来说，“同化”
是获得社会接纳和职业发展的部分代价。
因此，斯皮尔伯格和许多同辈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对旧的文化遗存及其与上几辈人信仰之间的关联提出了质疑[4]。
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白面包文化[5]中，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婴儿潮一代犹太人逐渐脱离了他们的文化身份，变得越来越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表面被同化、内心却被疏远的郊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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