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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乘武则天病重之机，发动政变，兵临禁苑，血染寝殿?
古往今来，少不史学家，认为张柬之等人之所以发动政变，是因为张易之兄弟谋反，但是，如果认真分析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里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一，武则天卧病，“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
的说法并不完全可靠。
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的材料中看出。
史载，长安四年（704）八月，武则天卧疾。
九月，大雨雪，武则天令开仓赈恤；以宰相姚元之为录武道安抚大使。
十月二十日，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二十三日，以相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吏。
三十日，以怀州长史房融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
又命宰相荐举能够担任外郎的人。
十一月五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二十五日，命宰相崔玄肺校太子右庶子。
十二月三日，敕大足（701）以来新置官并停。
五日，罢韦嗣立为成均祭酒。
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告张昌宗召术士占相，武则天命韦承庆等审问。
这说明即使在卧病期间，武则天仍在坚持处理朝政，并非与宰相累月不见。
另外，《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崔玄肺传》载：及武则天疾病稍有好转，宰相崔玄肺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医药，不宜引异姓出入禁闼。”
武则天慰而纳之。
《旧唐书》卷九十一《桓彦范传》载，政变前，“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
这说明，武则天虽一度专以二张侍疾，但后来接受了崔玄肺的建议，准许皇太子时常进谒。
其二，“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阁侍疾，潜图逆乱”
的观点也不完全可信。
二张入宫以后，作为武则天的男宠、侍卫和牵制外戚、大臣的工具，的确成了红极一时的显贵，以至长安二年（702）年八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有上表请封昌宗为王之举。
但是，乐极往往生悲，他们也曾受到过几次较大的冲击。
长安四年（704）年七月，其兄张昌仪、张同休等坐脏下狱，御史台弹劾他们作威作福，亦被同鞫。
十二月，有人写飞书于大街，说他们谋反，杨元嗣告张昌宗召术士占相，二张再次被鞫。
在每次冲击中，二张都受到武则天的保护。
第一次被鞫时，御史大夫李承嘉等奏请免除张昌宗之官。
张昌宗不服，说他“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
武则天问宰相张昌宗是否有功，杨再思回答道：“昌宗合神舟，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
武则天乃舍其罪复其官。
后来当有人飞书言二张谋反时，武则天“皆不问”
，这在“《通鉴》”
卷二百○七中可以找到依据。
二张第二次被鞫时，宋璟、崔玄肺等请求逮捕，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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