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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朝的武则天鉴于国内新平徐敬业不久，而对外又不想太下力气，故安排阿史那元庆和斛瑟罗重回西突厥两汗国为可汗后，遂于垂拱二年（686）再度罢弃安西四镇。
她的构想不是要放弃西域的利益，而是交还政权给两可汗，让他们站上西域
武则天显然没有弄清楚吐蕃扩张的意志与意图，故此构想未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就在两可汗新立未稳、唐军刚撤不久，吐蕃大举入侵西域，尽占据焉耆以西诸城堡，又推翻阿史那元庆；翌年——垂拱三年（687）更攻破焉耆，长驱东向，兵临敦煌。
原本不是真要放弃西域的武则天，于是在同年底命文昌右相、同三品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统三十六总管征讨。
降至永昌兀年（689）五月五日，唐军大败于寅识迦河（在今伊塞克湖一带），退顿于高昌。
这是大唐第三次大败于吐蕃，主帅韦待价除名配流，副帅阎温古处斩，武则天改以安西副都护唐休璟为西州都督，安抚西土。
明年复命继任右相岑长倩征讨，但中路退还。
当韦待价进军之时，武则天又想同时在四川西边开辟第二战场，调发梁（治今汉中市）、凤（治今凤县东北）、巴（治今巴中）蛋兵从雅州（治今雅安）开山信道，出击生羌，并因势进攻吐蕃。
但是巴蜀人陈子昂上书反对，认为雅州边羌一向安居乐业，如今加以征发，必然引起**，使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战，此时吐蕃若乘机入侵，边羌为之向导，则巴蜀危险。
因此建议说：“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
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
今山东饥，关陇弊，而徇贪夫之议，谋动甲兵，兴大役，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
武则天这才打消这一念头。
无论如何，大唐此时正处于天下大饥的处境，内有李氏诸王联兵匡复之事，外有东突厥的威胁，而且已经弃守安西四镇，示人以“务在养人，不在广地”
，如今却大举攻击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复想开辟康藏第二战场，的确是失策的战略思考，让人觉得武则天有穷兵黩武之感。
因此，陈子昂后来又奏《上军国利害事》说：“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
国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国之众，半天下受其弊。”
故盼望武则天能予召见，给他一个面论的机会。
所幸武则天正忙着革命，所以就暂时不对吐蕃用兵，再次用兵已是登基后两年——长寿元年（692）之事了。
长寿元年十月，王孝杰不负所望，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留重兵三万驻守。
这支重兵是武威道行军的长驻军，军号即为武威军，因此丝绸之路自后得以确保，吐蕃与西突厥交连的战略形势亦被切断，甚至使吐蕃再难出于阗而攻疏勒。
武则天深嘉王孝杰之功，明年迁为夏官（兵部）尚书。
三年（694，即延载元年）二月，武威军复破吐蕃与西突厥联军，更进拜他为夏官尚书、同三品。
吐蕃失利于安西，遂改由东出陇右，证圣元年（695）七月钦陵进攻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县），娄师德曾以宰相身份在此地区充任检校营田大使，故武则天命他副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统兵迎战。
翌年三月，王娄二人大败于素罗汗山，王孝杰坐免，娄师德被贬。
这年五月契丹反周，东突厥也入侵凉州，当此大周危急之际，吐蕃却于九月遣使来请和，希望趁机以外交手段取得安西四镇。
武则天乃派奉宸监丞郭元振前往观察交涉。
郭元振此次奉使甚为成功，于交涉中婉拒钦陵请罢四镇戍兵和割让十姓之地两大要求，令钦陵二度派使随他回朝再议。
回都后郭元振上疏建议以羁縻手段拖延吐蕃所请，不可直接拒绝以阻逆其意，俾他有理由再开边患。
疏中又对此事的利害详加分析，认为“今国之外患者，十姓四镇是；内患者，甘凉瓜肃是”
，因此应“当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
;不过，他又估计安西诸国比较亲唐，一旦割让而舍弃他们也非制驭之算。
因此，最佳的方法莫过于通过外交，说明周朝的安西战略构想，并且要求吐蕃利益交换，以塞钦陵之口，使议和拖延而不完全绝望。
他建议向吐蕃的答词是这样的：“国家非惜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
今若顿委之于蕃，恐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
。
也就是向钦陵说明安西四镇是中国钳形威胁吐蕃，使吐蕃不易东扰或不能全力东侵的战略部署；如果吐蕃无意东进，则应以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作为与中国交换西突厥十姓部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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