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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外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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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统治前的国家形势〕论隋唐的国家形势,一般而言,东边和东南边面对海洋,当时绝无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外患。
南边岭南和西南边也可说相对的无事,有的话只是边疆的一些**,规模与危害都不大。
大事多发生在当时所谓的三边——正北边、西北边和东北边。
正北边、西北边指的是以突厥为首,包括后起的契丹等的北狄系统问题;东北边指的是朝鲜半岛的东夷问题;到了武则天辅政时,吐蕃问题继起,西边事连西北边,乃属西戎问题。
大唐开国以来,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东突厥。
突厥世居金山(今阿尔泰山),在北朝中末期崛兴,当时为北亚强权;但稍后约以金山为界,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迭相侵掠。
史谓东突厥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西突厥则东至东突厥,西至雷翥海(今咸海),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西戎之盛也未曾有。
由于东突厥位居中国正北,故唐人也习惯称之为北突厥,或索性简称为突厥。
虽然东突厥一度为隋所屈服,向隋称臣,然而不久值隋末丧乱,故又重新复兴,与西突厥仍皆不失为亚洲强权。
他们都以武力服属周边诸国和部落,故也都有“世界帝国”
的格局。
隋末群雄并起之时,北方诸雄如梁师都等虽自为帝王,然而俱向东突厥称臣,引为外援,连大唐太原起义时李渊也不能免,以免西攻关中后根据地受其威胁。
把大唐带进世界舞台,使之成为新盟主的主要是东突厥。
原来李渊称帝之后,国家战略以平定群雄、统一中国为第一目标,故始终对东突厥执礼甚恭,优礼有加。
武德二年(619),吐谷浑、高丽、契丹、靺鞨等国对唐称臣,高祖皇帝盱衡外交形势,承认地隔华夷,中外刑政相殊,又鉴于隋炀帝因穷兵黩武而亡国,乃于二月制定政策,下诏“要荒蕃服,宜与和亲”
,分命使节往申好睦。
并布告天下明知此意。
基于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考虑,高祖皇帝忍受了东突厥此后的屡次侵略,且对其在定襄城扶立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主,统有流亡于突厥的中国人,政治上大大威胁号称接受隋朝“禅让”
的大唐,也不表示任何态度。
不过,他为了减轻来自东突厥的压力以及准备反击,一方面利用东突厥君臣的内部矛盾,对其实行离间分化;另一方面积极拉拢西突厥,欲与他建立和亲及军事同盟的关系,以牵制东突厥的力量,并且在外交上争取东突厥外围诸国家部落,以孤立东突厥。
这是大唐最早的大战略。
及至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大唐第一次玄武门兵变爆发,秦王李世民杀其兄弟,软禁父皇,并在八月九日即位为皇帝——即为唐太宗,上述的国际情势遂出现了新变化。
变化的原因与东突厥大举入侵唐朝有关。
唐太宗登基的同月十九日,东突厥大可汗颉利突然亲统十余万骑侵入唐朝,二十八日竟进至渭水便桥,三十日逼唐太宗作京城下的白马之盟。
颉利可汗能轻易突破唐军防线,直抵京师逼盟,使唐太宗引以为奇耻大辱,也意识到东突厥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性。
翌月,为了国防安全的考虑,唐太宗颁下《修缘边障塞诏》,说明“凶狡不息,驱侵未已;御以长策,利在修边。
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
,因此诏令北道诸州城寨镇戍,必须动员所在军民,共同修补,务使成功。
修筑缘边障塞以为防御之余,其实从此以后,他一面加紧离间分化的外交运作,一面亲自练兵,加强整军经武,伺机大举报复,以雪耻辱。
也就是说,颉利可汗此次的胜利,适足以成为大唐战略构想改变的契机,促使唐太宗由守势国防转变为攻势国防。
正北边的国防局势改变得很快,颉利可汗因内政失修,兵革岁动,遂为国人所患,诸部离心。
贞观元年(627),服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等漠北铁勒十余部相率叛变,击走监领他们的突厥长官,颉利派东部小可汗突利往讨。
突利可汗一直是唐朝的离间分化对象,统领东方,管奚、雪等数十国部,因征税无度而被诸国部所怨,故诸国部于贞观初年并来归附于唐,使颉利为其失众而大怒,此次派他出征算是要他将功赎罪。
不过他也兵败,轻骑奔还,故被颉利怒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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