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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夫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
可见，唐初帝王将相确实多系士族。
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最高门第。
关东的崔卢李郑“犹自矜伐”
，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对于李唐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
此外，在建唐过程中发迹的一些庶族官僚也希望抬高自己的门第。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才令礼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菜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普索天下谱谍，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
的。
高士廉等人按照传统观念，仍以山东崔干为第一等。
太宗看后不悦，说：“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
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
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
何因崔干为一等?”
“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之等级。”
于是高士廉等将崔氏降为第三等。
共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
书成，颁行天下。
可见，唐太宗修《氏族志》的目的，是为了推崇唐朝冠冕，就是说为了打击那些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旧门阀土族，扶植那些在唐朝的建立和统一过程中立有战功，在“玄武门之变”
中支持自己的谋臣猛将，以巩固李氏王朝的统治。
事实上，《氏族志》问世以后，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氏族志》成了士族的护身符和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一方面，它完全变为维护元老重臣和达官贵人利益的工具。
在它的保护下，元老功臣和贞观旧僚不仅控制了朝廷要职，而且与旧士族势力相结合，大都形成了比较雄厚的私人势力。
另一方面，它也变成了阻碍“寒庶”
晋升的一大障碍。
当时，庶族势力发展很快。
不少人在经济上发了迹，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但仕途多为士族控制；有些人虽然通过科举入仕，也常常“挠不得进”
，因而反感《氏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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