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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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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后更名炎武，字宁人，自号亭林山人，江苏昆山人，后人尊称他亭林先生。
他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都有一段抗清复明的政治经历。
在学术思想上，他们都具有早期启蒙意识和民主主义特点。
顾炎武治学，重视读书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而力倡“致用”
之学。
他一生的著作很多，《日知录》是史学上的名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他纂辑的一部地理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他的单篇论著，经后人编辑为《亭林文集》，反映了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治学主张；他汇记历代都城史实而成的《历代宅京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他纂辑的地理书《肇域志》，是《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姊妹篇，在久经湮没后，近年已被发现。
这些撰述，除《肇域志》鲜为人见外，它们在史学上都各有自身的价值和影响。
顾炎武力倡经世致用之学，言论甚多，可谓不遗余力。
他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文须有益于天下”
。
他指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46]他自谓：“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47]又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他说他的《日知录》一书，“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
[48]，其中“治道”
占有重要位置。
钱大昕论顾炎武学术说：“亭林先生博学通儒，所撰述行世者，皆有关于世道风俗，非仅以该洽见长。”
可谓深得顾炎武治学宗旨。
顾炎武对于史学的经世致用极为重视。
《日知录》卷十六“史学”
引唐人殷侑批评“史学废绝”
、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加强“史科”
的言论，并且指出：“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
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殷侑的建议中，指出科举考史，“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
。
顾炎武很赞成他的看法。
他强调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
[49]又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
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
[50]他的这些言论和主张，都在于把史学跟“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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