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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在一诬妄之世界。”
[76]这样的批评，无疑是全部否定明代史学的成就，而首先是否定《明实录》的史学价值，显然是片面的。
史学批评中的这种片面认识，也反映在一些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有的“正史”
的认识上。
如李百药批评魏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
，并渲染魏收时人攻击《魏书》为“秽史”
的说法，对《魏书》采取否定的态度。
[77]萧颖士批评《史记》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
[78]叶适未曾深考纪传体史书的优点，也对《史记》“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
[79]，颇多微词。
像这样的一些批评，在方法论上都是有悖于辩证认识所致。
刘知幾著《史通》，被人称为“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虽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况其余”
[80]。
然而刘知幾之批评历代国史撰述，从总体上看，他在方法论上并未陷于片面性，反映出他的辩证的认识。
而在具体论断上，他称赞王铨《晋书》“编次有序”
、干宝《晋纪》“直而能婉”
；称赞柳虬所撰北周国史，“直辞正色，事有可称”
；称赞唐初史官李仁实所撰本朝人传记，“载言记事，见推直笔”
等；他还肯定朱敬则、徐坚、吴兢等对国史的整理和撰述。
从上文所引来看，他对前赵、后赵、前秦、北魏的一些史官的撰述，评价也是很高的。
《古今正史》篇最后说：“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
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
这是刘知幾对古今正史（包括国史撰述）做了总的考察之后得到的结论。
王世贞对明代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他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
[81]明朝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没有组织编撰纪传体的国史，就连起居注也付诸阙如。
王世贞的这个批评并不过分。
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
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
方面的“不可废”
。
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是相通的。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
，王世贞这里说的“野史”
，是同“国史”
相对而言的。
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以“野史”
同“正史”
相对而言的。
南朝梁人阮孝绪著有《正史削繁》，其后《隋书·经籍志》史部有“正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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