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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武则天时，史臣许敬宗所作国史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
从刘知幾的这些批评来看，可见王世贞所说的“人恣”
这个“恣”
字，真是入木三分。
国史一般出于官修，因有权势作为后盾，故而有一些人得以对撰史工作采取恣意放纵的做法。
上述诸例，概而言之，有两种恣意放纵的做法。
一是出于史官本人，如许敬宗撰史，“曲希时旨”
、“猥饰私憾”
，结果是“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二是出于最高统治者，如刘聪之诛公师彧、石虎之刊削国史、苻坚之焚灭国史，以及拓跋焘之诛崔浩、夷三族、杀同作、废史官。
其结果，都使历史真相被掩蔽起来。
这两种情况，殊途同归，对历史撰述起了“蔽真”
的作用。
唐初以后，这种“人恣”
而“蔽真”
的情况，也还不断有所发生，而在历朝实录撰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晚唐时期，对于韩愈主持撰写的《顺宗实录》，“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
[71]。
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宦官攻击《顺宗实录》，鼓噪之声不绝，终于导致了文宗朝对《顺宗实录》的修改，刊削了其中所书德宗、顺宗朝有关“禁中事”
，掩盖了宦官的恶迹。
其后，唐武宗会昌年间，又发生了对文宗大和年间撰成的《宪宗实录》进行“重修”
[72]的事情。
这跟当时的宦官集团同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有一定的联系，而症结则是涉及实录所记“禁中之语”
[73]。
又如《明实录》，问题更多。
揭其主要者有：第一，《太祖实录》撰于建文之时，而永乐年间竟然两次改修，以证朱棣确系受命之主。
第二，《英宗实录》中记景泰朝史事多达87卷，但实录中不承认有景泰帝，而称其为郕戾王。
第三，焦芳等所修《孝宗实录》、霍维华等改修之《光宗实录》，皆迎合权贵，颇多曲笔。
第四，明世宗时，竟然命史臣为他的没有当过皇帝的父亲兴献王，也撰写了所谓《睿宗实录》，成为笑谈。
王世贞在揭示明朝“国史之失职”
的几种情况时说：“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74]
可见，在中国史学上，“人恣而善蔽真”
的弊病的存在，是无可讳言的。
问题在于史学批评家们如何估量这一弊病，进而如何估量历代国史撰述。
即以明代史学而论，有人针对上述《明实录》中存在的问题，便认为明代“无史”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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