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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祁所撰《归潜志》，今存，凡14卷。
卷一至卷六，为金末人物小传；卷七至卷十，杂记金朝遗事，文人交游；卷十一记哀宗时金朝败亡始末，题为《录大梁事》；卷十二记崔立之变后谋立碑事，题为《录崔立碑事》，还有《辨亡》一篇，略论金朝兴亡之故，是带有总结全书性质的；卷十三、十四，是杂说、诗文，当是本书的附录。
刘祁自序写道：“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
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
他希望人们“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
。
他青年时期的特殊经历，以及目睹金朝之亡，“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销灰灭无余”
的历史震撼，促使他筑“归潜堂”
以著其书。
此书所记金末事多亲身闻见，可当实录看待。
《录大梁事》是《归潜志》中最重要的一篇记事。
它按年月日书事，从哀宗正大八年（1231）十一月“北兵由襄汉东下”
写起，至天兴二年（1233）五月二十二“会使者召三教人从以北”
而止，其间，写出了哀宗用人之误以致误国的昏庸，以及他或而“聚后妃涕泣”
、或而自缢、或而坠楼的无能；写出汴京被围时，统治集团毫无良策，士兵、庶民一片混乱，以至粮食奇缺，“米升直银二两”
，而“士庶往往纵酒肉歌呼，无久生计”
；写出了哀宗名为“东征”
，实为出逃，由此“人情愈不安”
，统治机构实已瘫痪；最后写出了崔立之变和北兵入城的两次掳掠。
总之，它写出了金朝败亡的一幅生动画卷。
《录崔立碑事》是对上文的补充。
它从一个方面写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对于时局的不同反映。
元人所修《金史》，其《哀宗纪》及《完颜奴申传》、《崔立传》等，即主要依据上述二文。
《归潜志》前6卷的人物小传，有的写宰相，有的写处士，有的写学者，有的写奇人，写出了各种人物的风貌；其中有些是可以同《中州集》所载人物小传较其长短的，亦多为元修《金史》所采用。
书中还涉及金末蒙古族活动的若干情况，也是极重要的历史记载。
刘祁感叹于“此生何属，亲见国亡”
[165]，故能注意到对于金皇朝兴亡做全面的分析。
《归潜志·辨亡》前半篇提出对于金朝之亡的认识，认为金朝“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其所以不能长久”
，即是其“根本不立”
而致。
这个看法并不全面。
但他分析了世宗致治，章宗达于极盛同时也包含了招致大安、贞祐走下坡路的种种根源，宣、哀懦弱无能，终于导致“家国废绝”
，大致还是中肯的。
《归潜志·辨亡》的后半篇是阐说国家养育人才的重要和分析士人“多品”
的原因，表面上看似与前半篇无关，实则是作者从世风、士风、吏风等角度来探讨金朝败亡的一个方面。
作者指出，南渡后，吏权大盛而士风甚薄，这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风气：“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
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唯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由是言之，士气不可不素养也。”
[166]这些认识，比他对于历朝政治的分析，显然要深刻些。
《归潜志》中间或也记一些怪异现象，用此来说明金末丧乱之有先兆，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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