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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州集》卷一《马御史定国》记：马定国为唐初马周后裔，年轻时志趣不凡，北宋徽宗宣和末年，他“题诗酒家壁，有‘苏董不作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亦用是得名”
。
《金史·文艺上·马定国传》完全移用《马御史定国》小传，唯将上面这句改为：“题诗酒家壁，坐讥讪得罪，亦因以知名。”
马定国所题诗句被删去了，这就大为逊色。
又《中州集》同卷有《蔡太常珪》小传，记蔡珪“求未见书读之，其辨博天下第一。
……正隆三年，铜禁行，官得三代以来鼎钟彝器无虑千数。
礼部官以正甫（蔡珪，字正甫）博物，且识古奇文字，辟为编类官”
。
《金史·文艺上·蔡珪传》则谓：“珪号为辨博，凡朝廷制度损益，珪为编类评定检讨删定官。”
这样一改，显然与史实相悖，而蔡珪的“辨博”
也就不知其所由来了。
这说明，《中州集》不独为元修《金史》所参据，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部重要的、反映金代历史的传记体史书；又因其以史传与诗作结合，故又比一般的传记体史书更能反映所记人物的思想、情趣。
《中州集》包含着丰富的诗论、文论、史论，而三者往往相关联，但也不乏以史论突出的篇章。
其论赵秉文说：“论者谓公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将三十年，未尝以大名自居。
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不知富贵为何物。”
[162]其论金代文士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
故断自正甫（蔡珪）为正传之宗，党竹溪（党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赵秉文）又次之。
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无异议云。”
[163]这些议论，对于认识金代的人物、学术，都是有启发的。
它们也反映出元好问在史论方面的特点。
《中州集》的人物小传，还包含有一些重要的掌故。
如卷十《李讲议汾》小传记史馆工作情况说：“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至直学士兼之编修官专纂述之事。
若从事，则职名为之书写，特抄书小吏耳。
凡编修官得日录分受之，纂述既定，以稿授从事；从事录洁本呈翰长。
平居无事，则翰长及从事或列坐饮酒、赋诗；一预史事，则有官长、掾属之别。”
这段记载生动地写出了金代史馆修史程序和日常面貌。
《中州集》所汇集的诗作，有不少是反映了金代社会生活的。
如“溪南诗老辛愿”
有《乱后》一首，云：“兵去人归日，花开雪霁天。
川原荒宿草，墟落动新烟。
困鼠鸣虚壁，饥乌啄废田，似闻人语乱，县吏已催钱。”
[164]像这样一类的诗，在文学上和史学上都是值得重视的。
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一书已佚，而元修《金史》时史臣亦曾有所参据，并把它跟刘祁的《归潜志》大致做同等看待。
《金史·完颜奴申传》记天兴元年、二年（1232—1233）汴京受围事及崔立之变，传末引《归潜志》的两段话以为议论，而在后论中说：“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
其《金史·文艺下·刘从益传》附记刘祁事，称：“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
这都可以说明，这两部书在内容上和文献价值上是很相近的。
刘祁（1203—1250），字京叔，自号神川遁士，浑源（今属山西）人。
哀宗时为太学生，然科举廷试失意，及金末大乱，归乡里，潜志读书、著述。
入元，出仕，充山西东路考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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