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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杜佑列举这些数字，是以事实说明“安史之乱”
后唐皇朝面临的财政危机。
建中初年，杜佑上《省官议》，内中写道：“当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
今黎苗青，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分之二，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
[79]他在文中还批驳了一些阻碍“省官”
的言论，这些都表明，“安史之乱”
前后社会的变化，是杜佑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
他的许多见解，既是政治家对历史的卓识，也是史学家对现实的洞察。
中唐时期，国势衰弱，社会动**，这种客观情势把一批有识之士推到了历史潮流的前头。
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如陆贽、李吉甫、裴度、郭子仪、李晟、李愬、刘晏、杨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杜佑的同时代人。
他们的言论、行事、著作和作品，大多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
史称：刘晏理财“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80]。
陆贽“以天下事为己任”
，而其“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
[81]，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柳宗元、刘禹锡是王叔文改革的参加者，他们的政论、史论贯串着“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
[82]。
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揭露了德宗朝时期的一些政治腐败现象。
白居易则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83]的主张。
后人称赞李吉甫行事“皆切时政之本务”
，其著作“悉经世之学”
[84]。
杜佑无愧于他的这些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思考问题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史学家。
他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
的政治胸襟和《通典》的经世致用思想，证明他是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先驱之一。
故“其书大传于时”
，“大为士君子所称”
[85]，绝非偶然。
杜佑“将施有政”
的撰述宗旨，《通典》“经邦”
、“致用”
的社会目的，充分证明：中国史学之具有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当自杜佑始，当以《通典》为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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