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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赞《史》、《汉》以前的史书，“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
。
他批评西晋以下直至唐初的史家，“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
刘知幾用“持一当百”
、“以两当一”
[52]两个生动的比喻，表明了史书文字表述的高下优劣之分这个严肃的史学批评问题。
刘知幾的史文审美要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史书记述“当时口语”
应“从实而书”
、不失“天然”
，反对“妄益文彩”
、“华而失实”
。
他嘲笑有的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
之不可取，提倡“事皆不谬，言必近真”
[53]的叙事之风。
刘知幾关于史文文采的辩证思想是：一方面强调“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要重视史文的文采；另一方面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的文风，以避免走上“文非文，史非史”
[54]的歧路。
——关于撰述原则。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理论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他提出了“直书”
和“曲笔”
两个范畴，用以区分史家撰述心态、品格和社会效果的迥异。
《史通》的《直书》、《曲笔》两篇，首先从人的“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探讨“直书”
与“曲笔”
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很有见地的。
它的不足之处，是以所谓“君子之德”
和“小人之道”
来解释“直书”
与“曲笔”
的对立。
其次是从史学的历史考察上可以看出：“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
这是揭示了曲笔终究不能根绝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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