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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晋籍遭到篡改，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
。
他认为，“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
。
梁武帝乃以王僧孺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
王僧孺的改定工作是：“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
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
，撰成《百家谱》30卷。
他还集《十八州谱》710卷，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
[118]
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
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
晋、宋因之，始尚姓已。
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
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
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
[119]这表明，凡“品藻人物”
、“有司选举”
、划分士庶，都以谱牒为据；而谱牒又须“考其真伪”
，故有谱学之兴。
此外，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姻，也往往要互相考察谱牒，以保证门当户对。
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120]这种社会现象一直持续到唐代，也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而“品藻人物”
世风的盛行，又促进了种种别传撰写的发展。
按刘知幾的说法，别传是以“类聚区分”
的形式出现的。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中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别传。
但别传也不限于“类聚区分”
、多人合作，也有单个人的传记称为别传的。
《世说新语注》引用个人别传八十余种（均为《隋志》未曾著录）。
前者更多地反映出当时的以“名教”
观念为中心的社会道德观念，后者则反映出门阀士族人物的言论行迹，它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但也说明史学正在逐步走向社会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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