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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正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
两个相互配合的方面。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篇开宗明义地写道：“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未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
……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
[115]颜之推长期生活在南朝，后入北齐，从他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南北门阀地主所以如此重视家史撰述的社会原因，以及这些家史撰述又怎样反转过来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
家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家谱，它是谱牒的基本构成因素。
但谱牒之书往往并不限于一门一姓，有一方之谱，也有全国性或一个皇朝统治范围内的总谱。
这是谱牒同家史的一个区别。
它们的另一个区别，是家史都撰自私门，而有影响的一方之谱和全国总谱多出于官修。
《隋书·经籍志》谱系类著录的谱牒之书，有帝谱、百家谱、州谱、家谱共41种，是属于这个时期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的谱牒之书，其实际上的数量自然比这要大得多。
仅《世说新语注》引用谱书46种，就有43种不见于《隋志》著录，可见佚亡的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大，从而可以推见魏晋南北朝谱牒撰述之盛。
谱牒撰述之盛导致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
东晋南朝谱学有两大支脉，一是贾氏谱学，一是王氏谱学，而后者源于前者。
贾氏谱学的奠基者是东晋贾弼之。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贾渊传》记：“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
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贾弼之在朝廷的支持下“撰定缮写”
成书，并经其子匪之、孙渊“三世传学”
。
此书包括“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
。
这就是《姓系簿状》一书，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
刘宋时，王弘、刘湛“并好其书”
。
弘为太保，“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
[116]。
萧齐时，王俭重新抄次《百家谱》，而贾渊与之“参怀撰定”
；贾渊亦自撰《氏族要状》15篇及《人名书》。
其后，贾渊之子执撰《姓氏英贤》100篇和《百家谱》；贾执之孙冠，承其家学，亦有撰述：这都是王氏之学兴起以后的事了。
[117]贾氏谱学大抵如此。
王氏谱学兴于梁武帝时。
尚书令沈约指出：东晋咸和（326—334）至刘宋初年，晋籍精详，“位宦高卑，皆可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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