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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这样的认识，他撰了一篇《三国名臣颂》，借评论三国名臣抒发对于历史的见解。
他认为：“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
[28]他把君臣关系视为致治的关键，而维系君臣关系的核心便是“名教”
。
这个思想，也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一书中。
袁宏与司马彪的卒年，相距70年左右。
故袁宏生活的年代，已有多种东汉史著述行世。
他说到撰《后汉纪》的起因和经过是：“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
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
……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
袁宏撰集时参考、“缀会”
的诸家东汉史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沉《后汉书》等。
其中司马彪、华峤二家，《文心雕龙·史传》、《史通·古今正史》均有好评，似不应斥为“烦秽杂乱”
者。
至于“前史阙略”
、“错谬同异”
，诸史相比，当是可能的。
袁宏的撰述兴趣在编年而不在纪传，所以他在参阅前史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起居注、名臣奏、诸郡耆旧先贤传等文献，仿荀悦《汉纪》撰集此书。
历时八年，最后以张璠《后汉纪》补东汉末年事，全书乃成，其记事，起于“王莽篡汉”
，终于“魏以河内之山阳，封汉帝为山阳公”
；正式纪年，起于更始元年（23），终于建安二十五年（220）。
全书各以8卷记光武事和灵、献事，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
内容上的这种轻重详略安排，反映了作者着意于写出东汉皇朝的兴起和衰亡。
《后汉纪》在编撰方法上除具有编年记事的基本要求外，还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它吸收了传记体记人的优点，以容纳众多的人物的言行。
具体说来，就是在记事的同时，把与此事有关的、时间相近的一些人物连带着写出，或把一人发生于不同时间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面貌的言行集中写出，此即袁宏称作“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的方法。
如卷一写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和刘秀政治活动的开始，就连带写出20多个与此有关的人物。
又如卷三十记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狱诛，妻子皆弃市”
一事，接着便集中写出孔融的身世和一生中几件大事，说他“年十三丧父，哀慕毁瘠，杖而后起，州里称其至孝”
；说他为北海太守时，“崇学校庠序，举贤贡士，表显耆儒”
，“其礼贤如此”
。
全书皆类此。
这是在编年体史书中把记事和写人结合起来，事因人而丰满，人依事而益显。
这是袁宏对编年体史书在编撰方法上的发展。
袁宏的“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的编撰方法，写出了众多人物，目的是借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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