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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
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
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
[20]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汉末年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
他还认为：“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
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
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
[21]这显然是适应正在形成的门阀制度的需要，故“顺礼”
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
第三，是推崇“务从节约”
的政治作风。
司马彪批评汉武帝在官制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
；推崇东汉光武帝的“中兴”
，说他“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
[22]。
他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大规模封禅活动，违背“天道质诚”
，认为：“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
[23]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这反映出当时史家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趋向。
南朝梁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惜其诸志未成，“乃借旧志，注以补之”
。
[24]唐太宗有《咏司马彪〈续汉志〉》诗，其中四句是：“前史殚妙词，后昆沉雅思。
书言扬盛迹，补阙兴洪志。”
[25]这都反映出后人对《续汉书》八志的评价。
司马彪还著有《九州春秋》10卷，记东汉末年事；又据《汲冢纪年》，列举谯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
，均散佚。
司马彪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教世”
。
他说：“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
[26]《续汉书》八志可以说是很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这个史学主张。
《后汉纪》30卷，编年体东汉史，东晋袁宏（328—376）撰。
袁宏，字彦伯，善作咏史诗，以寄其风情。
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专综书记”
。
为人“强正亮直，虽被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故荣任不至”
[27]。
袁宏对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甚推重，他自称：“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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