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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是一个富有的白人男性，一个外国人，这就使他获得了一种支配地位，使他不仅能够占有这个埃及女人的肉体，而且还能代替她讲话，告诉读者，为什么她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
。
在某种意义上，福楼拜与这个东方女人的关系，就是当时东西方关系的一种写照。
在谈到知识和权力关系时，福柯说：“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
[15]殖民话语就是这样一种与殖民统治相互为用的知识。
殖民者拥有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操纵话语，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而他们拥有的知识又反过来巩固了殖民者的权力，使这种权力进一步合法化。
当一个英国殖民官员在为英国占领埃及的侵略行径辩护时，他强调的首先不是英国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是英国拥有对埃及的知识，“我们对埃及文化的了解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
[16]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拥有对埃及的知识就意味着可以控制和支配埃及。
知识就是权力，而且可以是比武装占领等暴力手段更为有效、更为持久的权力。
后殖民理论家简·穆罕默德把殖民主义划分为“统治”
（dominant）和“霸权”
（hegemonic）两个不同的阶段。
他认为，在“统治”
阶段起作用的主要是物质和制度的力量，殖民者直接依赖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迫使殖民地人民就范，在这一阶段，殖民话语的作用是次要的、辅助性的。
而在“霸权”
阶段，殖民地人民已经部分或是全部地接受了殖民者的价值体系，包括他们的世界观、道德准则、文化趣味，在这一阶段起作用的便主要是殖民话语的力量，殖民者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退隐到幕后或仅仅作为背景因素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简·穆罕默德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看作是结束殖民“统治”
阶段，进入“霸权”
阶段的标志。
用这种方式，他提醒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殖民地民族，独立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能结束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独立常常不是摆脱而是更深地陷入殖民话语的控制。
[17]
简·穆罕默德所谓的“统治”
与“霸权”
阶段，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殖民”
与“后殖民”
时期，他以及其他学者关于后殖民时期仍然存在西方文化霸权威胁的警告，不仅值得殖民地人民记取，也应当引起一切非西方国家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思。
我们注意到，在学术领域，甚至在一些似乎纯粹属于形式与技术的问题上，也不难发现殖民话语的痕迹。
举例来说，长期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颇有微词，许多中国古代著名的长篇小说都采用一种鲁迅在评论《儒林外史》时所说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的缀段性结构。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小说只是一些片断的连缀，缺乏一个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故事过于松散，破坏了“艺术结构的普遍原则”
。
这种批评似乎完全是基于美学上的考虑，没有必要深究，不过我们也可以追问一句：“究竟什么才是艺术结构的普遍原则，这种普遍性是如何产生又是经谁认可的呢？”
这样的问题显得幼稚可笑，缺乏常识。
普遍性是西方文学批评中一个基本的价值尺度，西方批评家在称赞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大师时，总是首先赞扬他们的作品具有普遍性，这种情形至今没有什么改变。
一个加拿大学者写道：“加拿大的趋势，至少在高中和大学的教育中，仍然是强调个性和普遍性，否定民族性和文化性，这就像教我们在分析人的时候只看他的头和脚。”
[18]这种倾向在对非西方文学的批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批评家总是称赞这些作品的普遍性，而批评它们的地方性和民族特点。
批评家拉森在评价一篇非洲小说时，就对这篇小说的普遍性大加赞赏：“它发生在非洲看来是偶然的除了开头几段评论外，彼得斯的故事很容易看作发生在美国南方、法国或意大利南部，只要略微改变几个人名和地名，人们就确实感到这是一篇美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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