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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热情维持的时间并不长，情形很快就急转直下。
在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我们所见的中国就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
鲁滨逊·克鲁梭把他在周游世界途中看到的中国的“实际情形”
和欧洲作了一番大肆渲染的对比：“他们的建筑与欧洲的宫殿和皇室建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城市相比，哪有那样富强，哪有那么鲜艳的服装、富丽的摆设和无穷的多样？他们的港口不过有几只破船和舢板，哪里比得上我们的商船队和我们强大的海军？我们伦敦城里做的生意，比他们整个帝国的贸易还要多，一艘有八十门炮的英国、法国或荷兰的军舰，便敌得过并且摧毁中国所有的战船。”
在骄横的克鲁梭眼中，中国人“只是一群可鄙、下贱而无知的奴仆，屈服于只配统治这样一个民族的政府”
[12]。
为什么在不同时期欧洲人眼中，中国的形象竟有如此巨大的改变呢？很显然，无论是蒙田、伏尔泰眼中的中国，还是笛福眼中的中国，都与作为—种历史的真实存在的中国相去甚远，都不过是欧洲人的一种虚构。
欧洲人用这种虚构的文化上的“他者”
来陪衬和确证自身的存在。
用赛义德的话来说，这些不同面目的中国都是“为了西方”
而设置的，是不同时期西方的利益、欲望、价值的一种投射。
作为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自身。
笛福之所以把中国描写得如此丑陋和落后，是由于对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来说，具有吸引力的已不再是令伏尔泰等人心醉神迷的优雅精致的中国文化，而是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这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令大英帝国垂涎三尺的下一个殖民扩张的目标。
于是它自然地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全球殖民话语，《鲁滨孙漂流记》正是这种殖民话语在文学方面最早的代表之一。
从殖民话语的角度看，笛福这段描写颇有代表性。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组组强烈的对比，欧洲强大，中国孱弱；欧洲富足，中国贫穷；欧洲丰富多彩，中国贫乏单调。
类似的比较在各种有关东方的著作中屡见不鲜。
让我们再看看一位东方主义者对东西方人心智特点的分析：“东方人的心灵厌恶精确，每一个英属印度人都只记得箴言。
缺乏精确，容易堕入不真实，事实上是东方心智的特征。”
与东方人相比，“欧洲人更富于理性，他们对事实的陈述力避任何含混，他们是天生的逻辑学家，尽管他可能没有研究过逻辑。
他天性富于怀疑精神，在他接受任何陈述的正确性之前，他都需要证明。
他受过训练的心灵工作得像一部机器。
而在另一方面，东方人的心灵，就像他们城市里曲里拐弯的街道，始终缺乏对称。
尽管古代阿拉伯人曾在辩证科学方面取得相当程度的进展，但他们的后代却缺乏逻辑能力，他们常常不能从一个他们奉之为真理的简单前提中抽绎出一个最明显的结论。”
[13]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类似的一组组对比：西方人精确，东方人含混；西方人富于理性，东方人缺乏逻辑；西方人富于怀疑精神，东方人习惯于盲从。
这种比较构成了殖民话语的一个基本模式，著名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家法侬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叫作“善恶对立寓言”
（ManiAllegory），它以变化的形式出现，如文明与野蛮，高尚与低贱，强大与弱小，理性与感性，中心与边缘，普遍与个别，等等。
但不变的是，在对峙的双方中，西方永远代表着善，而东方或者说殖民地民族，则永远代表着恶。
法侬认为，这是一切殖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形式，它既可以表现在笛福的小说里，又可以表现在东方主义的学术著作中。
从表面上看，这种“善恶对立寓言”
是一种话语关系，但在话语背后，它体现出来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
[14]。
殖民者的话语支配权，是以殖民地人民丧失这种权力为前提的，正如斯皮瓦克所说，殖民地人民始终是“无声的”
。
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曾提到这样一件事，法国作家福楼拜邂逅了一位埃及妇女，根据她创造了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东方妇女的典型。
这位埃及妇女从来没有对人诉说过自己，她没有诉说过自己的情感、现状和历史，她的一切都是由福楼拜来讲述和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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